《东风泊》这种非虚构写作“好比是用蜂蜜做药丸，用盐做牙膏，用疼痛去追求按摩的快感”(6)，看似很陌生，很时尚，其实跟我们很熟，称得上是熟悉的陌生人。读者不只关心历史事实，还会对史料的空白处产生填充的兴趣。这样，对事实的热情探究让想象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获得合法性。于是，在史实的缝隙，进行合理的推想和构建，就成为人们走近历史真相的重要途径，通过基于主体史实之上的虚构以达逼真之效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史家秉笔书写历史的重要传统。历史书写正是因为蕴含着希冀与想象，才没有沦落为无足轻重的手艺活。换言之，传统史家习惯以想象和叙述的方式介入对于史实的认识与书写之中，以此推动文化的不断建构。不追溯过于久远的源头，我们就说《左传》，在《左传》里我们能够看到不少这类非“记言”乃“代言”的篇章。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疑为“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腹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7)所谓“想当然”就是书写者在史料的空白处尽可能再现特定时空出现过的真实事件，包括设身处地地体察、模拟其中人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复活相关的历史事件。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也是推想，也是建构，有趣的是，这种推想、建构出来的文学可能比史学更接近历史真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小说的《东风泊》和《左传》《史记》等史书可以等量齐观。
《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书中荆轲刺秦王、鸿门宴、项羽乌江自刎等篇章之所以成为世代相传的经典，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以一种当事人的口吻讲述出来的。对此，钱锺书有精到的解读：“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8)这就意味着，任何书写都带有或明或暗或浓或淡的个人印记，从这个角度，任何历史——包括对整个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波澜壮阔的历史书写——不只是当代史，还是个人史。人不只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推动者，还是文化精神图谱的塑造者、承载者。这部时间脉络清晰的《东风泊》既是宿松以严仲怀、杨学源等为代表的湖区人民在那个特定年代叱咤风云的史诗，也是鹏程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建构的结果，也就成为人们认知那段峥嵘岁月的桥梁。诺贝尔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说：“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我们可以说，刘鹏程就是泊湖，就是湖乡。《东风泊》在“历史”的叙述中展开，也会成为被叙述的“历史”。
我觉得刘鹏程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不小的野心，那就是想多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发掘以泊湖为代表的湖乡文化的内涵，将泊湖及其周边地区建构成如同莫言的高密乡、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那样有着独特情感与文化内涵的所在。他的《泊湖的密码》就显露出将泊湖打造成梭罗笔下的凡尔登湖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那样的努力，《东风泊》是这一努力的继续。尽管鹏程笔下的泊湖不是完全地理上的，而更多的是“一个文化地理意义上的更广阔的存在”，但是，我相信若干年后刘鹏程有关泊湖的文学作品还是会成为引领人们寻找泊湖的向导，帮助人们认识泊湖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
(1) ［德］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考察》，《无法扼杀的愉悦：文学与美学漫笔》，陈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2) ［德］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李茂增、苏仲乐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93页。
(3) ［德］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考察》，《无法扼杀的愉悦：文学与美学漫笔》，陈敏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4) ［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5) 王蒙：《“非虚构小说”？》，《小说选刊》2019年第4期。
(6) 王蒙：《“非虚构小说”？》，《小说选刊》2019年第4期。
(7)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页。
(8)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