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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时期，由于当时佛教盛行，教育一度遭受摧残，学生“耻于从师”，教师“惧为人师”，在这种时弊下，韩愈感到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与兴旺，故而在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写下《师说》一文，提倡重视师道。此文言简意赅，仅仅五百多字，却道出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核心价值观——尊师。其卓越的见解主旨在于，从师选师重要但为何从师更为重要。文中以孔子为例，道出了孔子从师，没有固定之师，没有身份地位之限，能传道授业解惑者即为师，师亦生，生亦师，道出“不耻相师”的深层含义，故而韩愈才有了力荐张籍的壮举，也有了韩愈、贾岛“推敲”美谈。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的一段话可以再现历史真实：“自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16)从中可以看出韩愈要为大唐整顿教育的决心。因而他指出教师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这种“道”，在当时是有确定含义的，指的是儒家的尧舜禹汤文武孔孟之道，把个人修养、道德质量放到了立身处世诸方面的一个高度。韩愈在《原道》中，把道说得更为清楚，就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17)。可见仁义，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授业”，就是讲授学业，“业”指的是各种学业技艺，即《师说》后文所说的“六艺经传”，所以“授业”实际上也是“传道”“解惑”，就是解疑答难，解除疑惑，解答“道”同“业”两方面的疑难问题。这就是说，教师要负起向学生传授道理、知识和解疑答难的责任。一句话，教师必须是“既教书，又教人”。这是教师职业所赋予教师的崇高的社会责任。

五、关爱精神是对生命的一种高度尊重

韩愈自幼失去双亲，由兄嫂抚养成人，这种独特的成长经历，导致韩愈比起正常人来说，对亲情友情有着更深的认识和重视。我们根据马其诞校注的《韩昌黎文集校注》，就可以发现韩愈写了很多的碑志文，共有75篇，其中给自己的亲属写下了不少墓志铭，共有12篇。如《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记载的就是韩愈的岳母，《虢州司户韩府君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从兄韩发，《处士卢君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妻兄卢于陵，《河南缑氏主簿唐允妻卢氏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妻卢氏的姐姐，《乳母墓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乳母李正真，《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侄女韩好好，《韩滂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侄孙韩滂，《中大夫陕府左司马李公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女婿李汉，《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侄婿张彻，《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侄孙婿李于，《女拏圹铭》记载的是韩愈的女儿韩拏，《卢浑墓志铭》记载的是韩愈的妻弟卢浑。此外还为朋友李观、石洪、胡明允、李虚中、孟郊、柳宗元、窦牟、樊宗师、张署，同僚崔翰、施士丐、裴复、薛公达、卢殷、张圆、孔戡、杜兼、毕垌、王适、权德舆、李道古、郑群、薛戎、孔戮、王仲舒等撰志。志主与韩愈是同僚关系的，多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由于韩愈的宦海浮沉关系，加上其正直的性格和文人的气质，志主多是中下底层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物大都命运不济，穷困潦倒终身，如崔翰、施士丐、薛公达、卢殷、张圆、王适、郑群等。他们“怀抱利器”，但却为世俗所不容，韩愈同情他们，为他们的不公平遭遇而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