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用史学的眼光看到了佛教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迅猛发展，以及利用新异的来世、轮回的彼岸**力，从而取代相对于僵化枯燥的经学，观察到了佛教不但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还招来了大批士大夫信徒，并引起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的共鸣。因此寺院香火之兴盛，遁入空门者如过江之鲫。这种状况在安史之乱时期达到了趋于严重的地步，而儒家“达”与“穷”的理念在众多知识分子心态上出现了消极、隐退、明哲保身的趋向。
佛教不断挤压和同化儒学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自佛行中国以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多几于儒等。然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到于今世，则儒道少衰，不能与之等矣。”(14)“浮屠之法，入中国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大夫。”(15)面对这样严峻的危机，韩愈主动回应时代的召唤，承接历史赋予之使命，率先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他认为儒学若欲复兴自身的地位，必须以破除佛教、消解佛教为前提。为了反对佛教，韩愈九死一生；为了复兴儒学，韩愈万死不辞。他自命为儒家正统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这无疑体现了他在传承儒家文化上强烈的担当精神。
四、尊师重道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途径
古代统治者对于“尊师重道”十分了解其重要性。早在《学记》就已记载，皇帝召见文武百官是：天子南面而立，臣则北面而朝；但皇帝对于祭祀的主人和学校的师长，却不作要求，这就是天子“尊师重道”的最初表现。
古时门生对师的尊敬也很多。《后汉书·李固列传》就记载过，李固为寻师，常常是“步行寻师，不远千里”。宋代的杨时，去洛阳拜师程颐，却遇师睡未醒。杨时不忍打搅，便站一旁等候。然天正落雪，等程颐醒时，门外积雪一尺余。这就是我们之后所熟悉的“程门立雪”的故事。
韩愈虽无缘在国子监读书深造，但他发现了教育的终身价值。韩愈一生曾四任国子监学官、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虽然都是贬而进，可韩愈却一贯尊师重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