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仕途的顺利大约在唐穆宗时期，元和十五年（820），任国子监祭酒，长庆元年（821）国子监祭酒转兵部侍郎，长庆二年（822）九月到三年（823）十月，官职变动了四次，先后为兵部转吏部、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兵侍、吏侍，可谓平步青云。但这样的优越态势，他并没有忘记对人才的重视。从韩愈后期的书信中就可以发现，书信多为推荐晚辈人才、回答后生问题、与友人探讨人生社会、互诉衷肠等，代表作有《为人求荐书》《与孟尚书书》《与崔群书》《与冯宿论文书》等。韩愈提携晚辈后生更是不遗余力，如《代张籍与浙东书》，是对患有眼疾的张籍假托自荐书，作者并不避讳托者张籍眼疾的事实而是先叙中丞之贤，而后将张籍患有眼疾的隐忧一一道出，进而提出“有所能，人虽盲，当废于俗辈，不当废于行古人之道者”，既赞美了张中丞又推荐了张籍，而对于张籍的盲，韩愈以独特的视角给予了新的辩证的认识，“若籍自谓独盲于目尔，其心则能别是非”，目盲而心明，而且“夫盲者业专，于艺必精”，而若得赐，“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眼盲不仅可依医药而得改善，心中的黑暗也能得以驱散，复见天地日月。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文笔，将原来是忧虑的毛病，换来了淋漓恳至、动人心弦的有力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三、担当精神是爱国情怀的实际表现
对于社会民生、国家政治生活，韩愈十分关注，也常常提出自己的一些中肯的看法。这些举动绝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赚取擢升官职的资本，而是本着对国家负责的一种担当精神。他希望自己的这种精神也能够引领后代贤士，以独立的姿态面对君王权力、社会秩序、国家政权等问题。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向德宗递交了《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直言不讳，说明事实真相，请求朝廷赋税。这篇状文虽触怒唐德宗，被贬为阳山县令，但韩愈并未因为被贬而害怕当权者的打压，始终一如既往地批评世道之不足，这在他之后的《论佛骨表》中也可看到其精神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这种爱民忧国之心，却被唐宪宗认为其言辞过于偏激，“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从而被贬为潮州刺史。
这篇《论佛骨表》不仅仅是一篇反佛的论文，从中还可以看出韩愈是一个热衷于关注现实生活的人物，“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13)”他认为正是因为寺院僧尼大量增加，从事生产人数的减少造成了人民生活的贫困和社会的混乱。这种反佛的精神在他之后也一直未从变过。他在《原道》中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这进而彻底否定了在中国发展的佛教。在《送灵师》中说：“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曰失隶，朝署时遗贤。”批判的声音更加尖锐，他认为对佛教的膜拜会使百姓的生计愈加艰难，也会使人才大量流失，并对朝廷对抑制佛教的不作为提出了批评。
韩愈反佛，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佛教来自夷狄，是非我的异质文化，但在当时却大有凌驾于中华本土文化之上之势，这就有悖于孔子以来儒家“用夏变夷”的精神，有可能削弱中国本土固有的民族文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