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人才，不尊重人才，在中唐时代是一种普遍现象。韩愈感同身受。韩愈早年在科举考试中饱受苦楚，因此从政后的韩愈就格外注重奖掖后进、选拔人才，对于被埋没的人才他常常为他们鸣不平。《旧唐书·李贺传》云：“（李贺）父名肃晋，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对于有学识的青年才俊，韩愈一直都是关怀和赏识，他希望李贺能够参加科举考试。但嫉妒李贺才华的人故意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音，李贺未有避父名之讳，所以不得参加进士科考试。旁人也随声附和。韩愈面对这一歪理，以犀利的笔墨为李贺抱不平，反问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他进一步指出任意引申讳法，借机压制人才，就和宦官、宫妾一样，并毫不客气地批判了“避讳”本身的不合情理和提倡避讳者的可笑无知。
韩愈在位时十分重视人才。他为了推荐人才，敢于反抗旧势力，反抗特权阶层在所不惜。这与他自己本身的个人仕途的曲折和遭遇也是分不开的，也使得他对于中晚唐士人们被压抑的内心苦闷的寻求仕途充满理解，他曾感慨道：“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盾寿。”(5)他知道中唐的优秀人才虽很多，但处境都很艰难。有些人才在科举制度下屡屡失败，有些人才中举却难有具体的实权，充下属而不能发挥自身的特长。他也看到其弟子以及参与古文运动的文士大都郁郁不得志，仕途极少顺而通达。所以韩愈也回顾道：“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6)他认为这种现象，对于人才的利用极为不利，所以他格外地对后进文士的成长和前途给予更多关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7)的使命感在他的肩上担当也愈加沉重。韩愈并没有因为负重而后退，他不断推行伯乐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也逐渐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首先，他对于科举面向全国的选拔制度格外重视。他知道，一个王朝兴盛，离不开大量优秀的人才。他清楚，在唐朝前中期，朝廷选拔人才都是通过科举获取。但在中唐以后，这种考试也存在许多弊端。如唐代科举考试没有实行匿名制，故而考试的成绩排名又往往取决于考官对考生的印象。这种弊端导致考生在考前就会使用不正当手段和通过各种途径向考官投送诗文，或通过私人关系对考官施加影响。故而当时的这种“干谒”之风大大盛行，使得某些考生不认真学习和钻研业务，而以投机取巧专营此道。另一方面，门第论人之风死灰复燃，从而使得大批出身贫寒但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受到压制、排挤。
对于人才，韩愈还提出“才尽其用”的观点。他认为善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才固然重要，但不能尽其所能地让有才华的士人发挥才智长期为国家效力并使其才能发挥到最大的极限也是一种浪费。他曾在《蓝田县丞厅壁记》一文中，对敢于谏言的县丞崔斯被贬于蓝田后限制过问政事深感同情。他认为这样对待人才，才是天下之大不幸。“以臣之愚，以为宜求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12)他认为信仰纯洁坚定，敢于直谏，始终忧国忧民，维护君王统治的人，才是真正能够放心地为其治理国家的人。在《论孔戣致仕状》中，他认为对于气节高尚、公正廉洁、忧国忧民的优秀人才，即使年老但尚有余力，朝廷也应该让他们继续发挥余热，不要仅仅因为年龄偏大，就冷落他们，如果这样做，损失的只能是国家。在《毛颖传》中，同样也流露出韩愈一贯痛惜人才未尽其用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