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鸥(1)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韩愈生于长安，他的父亲曾任秘书郎。在韩愈三岁的时候，父母相继离世(2)，后由兄嫂抚养长大。大历九年（774），长兄韩会进京任起居舍人。韩愈幼年随兄嫂从家乡河南到京城又到岭南韶州、江南宣城等地，虽一路颠沛流离，但韩愈自幼就受到长兄文学的熏陶和为官的影响，因而对学习古文和参与政治特别关注和喜爱，他“七岁属文”(3)“尽通六经百家”(4)，当时的古文名家萧存、独孤及、梁肃对他十分赏识，他们对韩愈的赏识，也对韩愈早年入世观念的认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大历十四年（779），长兄韩会病故，韩愈由兄嫂照料，在经历丧失亲人的痛苦之后，韩愈不得不开始正视衣食问题。因此，韩愈独特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其幼年读书时期的古文熏陶和人生经历不无关系。而韩愈自身的“人文精神”也处处体现“以人为本”为中心，并以其一生的经历和诗文诠释了他的精神体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取精神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保障
韩愈的进取精神贯串他的一生。人的一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衣食问题，对于一个毫无政治背景的家庭来说，韩愈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参加考试，走入仕途，获得俸禄。贞元三年（787），韩愈开始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但前三次均告失败，虽然落寞、苦闷的心情在精神的天平上摇摆不定，但他并没有为此而沉沦。他再三坚持和努力，终于在贞元八年（792）中了进士，“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官”。这种进士不过是经过礼部录取的进士，故而在唐朝还有硬性的规定，必须参加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合格后才能出任官吏。于是，韩愈接二连三地参加了贞元九年、十年、十一年三次同类的考试，然而均告失败。故而韩愈的心理状态也显得疲惫不堪。贞元十二年（796），韩愈再赴汴州，才被任命为汴州观察推官，从事官府文字工作。这也就是韩愈正式走向仕途的开始。贞元十五年（799），韩愈在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府上从事幕僚工作，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从事教学工作。贞元十九年（805），韩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求朝廷减免京畿赋税，被贬为连州阳山令，这是韩愈政治生涯中第一次遭遇重创。永贞元年（805），顺宗继位，大赦天下，韩愈移官江陵，元和元年（806）回到京城，任国子博士。后几经浮沉，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始终不得志。元和十二年（817），韩愈因平定蔡州有功，被擢升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又因谏宪宗迎佛骨一事，再次被贬为潮州刺史，政治生涯在晚年再次受到重创，后移袁州刺史。穆宗时，韩愈回朝，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此时唐朝国势衰微、宦官专权现象尤为严重。韩愈等人虽肝胆相照，满腔热血，但面对恶劣局面，毕竟势单力薄，终难以扭转于此。虽无能为力，但“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始终如一，他坚决地抛开儒家处世的常态，勇敢地把自身的贫穷、显达置身于外。他在《上宰相书》中说：“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他认为：如果读书人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却不能被朝廷用，就入山林归隐，这些读书人只是想独善其身而不忧虑天下的状况。如果他真的有忧天下的心思，就不会这样做。韩愈的一生正是在国家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并没有明哲保身，而是始终有一种“进取精神”，为国家的命运而努力地工作着。
二、国家发展的人才储备需要伯乐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