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运动使被目为蛮夷之物的北碑和北方地区民间造像进入碑学书家的视域，客观上为清中期以后的书法创作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碑学书风力图汲取北朝碑版的“朴拙”和“古质”。“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8)碑学书家认为“遒劲”才是书法本质的美，试图以碑学的“朴拙”厚重来改变明末清初的靡弱书风。“拙”不仅是古朴率真，而且也是兼具自然之气和敦厚耿直的人格精神的反映。可见厚重与朴拙的美学特征是清代碑学的审美基调，在后世发展和传承中始终贯穿于文人士大夫的书美观念和气质人格。萧龙士先生谈及厚重意趣时说：“下笔要重，行笔要慢，力到点画才厚重，厚重才有拙味，拙则去俗……”。其百岁所书《醉翁亭记》“古拙苍劲，气象不凡，点画放纵而不逾规矩……厚重似屈金。通篇真气弥散、老辣丑拙”(9)。萧龙士以自己厚重的笔墨，所展示的“朴拙”的格调与意境，耐人寻味，其“追真求拙”的美学思想源于老庄。所谓“圣人法天贵真”，即萧龙士美学境界的理论基础。不刻意，不妄为，不雕饰，不取巧，但求质朴无华，情真无邪，达到自然无为之境。萧老在对“朴”的理解上亦颇有己意，他说：“朴之为朴，当在神质朴，情思朴，形意朴，笔墨朴。朴于画面之意境，则为虚静恬淡；而于笔墨则为拙朴不雕。”(10)通过萧龙士先生的学书经历可知，他作为碑学运动影响下的书画家，受到碑学书风和清代金石书画运动的深刻影响，对高古的朴拙书风孜孜以求。总体的艺术特征为以碑学古拙的书美为基础，兼顾帖学的流美，力图达到碑帖的兼容，将碑学的金石气和帖学的书卷气化为一体，从而奠定其书法朴拙厚重的艺术格调。
（二）萧龙士书法的厚重
萧龙士先生书风厚重，其对“厚重”意味的美学诠释，非仅止于笔墨的外在形式，而更涵盖着通过笔墨所展示的丰厚的美学内涵，亦即在厚重的笔墨中所包容的厚重的情、境、神、趣。显然，“厚重”具有有形与无形、可视与不可视两种不同的审美内涵。每当打开萧老的行书，在这可视的厚重的笔墨中，让人感受到的便是书家厚重而博大的情思和意境。因此“厚重”不仅是笔力的积淀，也是一种真情的积淀、一种文化修养的积淀。故“唯有人品的厚重，才有厚重的笔墨，笔墨中才有厚重的内涵”(11)。
萧龙士先生雄浑古朴、厚重遒劲书风的形成与清代的学术氛围和碑学书风有直接的关联。清代碑学兴起，金石学、书法、篆刻、文人画相互渗透，其学术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帖学”书风的反思和对碑学书法的重新认知和建构，进而确立碑学的核心观点：“遒劲才是书法本质的美。”在萧龙士先生的书法实践中，其取法晋唐，傍及碑版，他认为书法的高度在晋唐，但晋唐以外亦有借鉴之处。他推崇李邕《麓山寺碑》，认为此碑处处体现大气，这种大气与他的性情契合。他出生在咏唱《大风歌》、具有豪迈之气的汉高祖故里，他的性格有黄河故道人民的磅礴大气。他在书法的格局上推崇汉唐，因为汉唐书法在整体风貌上折射了时代的雄健之风。萧龙士先生把这种恢宏气度作为书法学习的要点，同时自觉地将汉唐的书法气象与自我修养融为一体。在书写的过程中，萧龙士先生认为从容自然的笔调是基础，但运笔上要有意识地表现“涩势”，用“涩”的运笔来体现笔意的酣畅。融合“疾”“涩”这一对立因素，使视觉上达到“涩”而舒展“畅”而含蓄。从而达到用笔留得住，笔法疾涩照应，笔墨厚重深沉，笔意神完气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