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派在强调碑学的观点和价值的同时也对帖学的不足提出了批评，大多的意见具有时代的价值和学科的意义，但有些观点则极端偏见。比如康有为的“卑唐”观：“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操此而谈，虽终身不见一唐碑可也”(7)。萧龙士先生对康氏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北碑唐碑均为优秀的取法对象，没有高下之别。他认为颜真卿、张旭、怀素、李邕的艺术成就光照千古，魏碑、唐碑都是中华书法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传承和创新的价值不可估量，因此不能薄唐碑厚魏碑。至于后人学晋唐的帖学所出现的问题，不是晋唐的帖学出了问题，而是学习的过程出现了问题，诸如临本的刊刻、学习者的素质、传承过程等因素。萧龙士继承了碑学的书学思想，着力学习了魏碑以及秦汉之前的高古作品，在唐代则关注李北海、颜真卿古拙、厚重的书风。其碑帖兼容的书学观点，认同阮元、康有为等人所倡导的碑学运动，肯定碑学书风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对帖学书风的补充及交互作用。清末以后碑学研究出现了转型，碑学宗法的对象为北碑书迹，它的内容只有真书和篆隶，没有行草的书迹可资参考。行书草书的学习只能从帖学墨迹和刻帖入手，印刷技术的提升为帖学的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基于以上的学术状况，碑学书家对帖学进行了重新认识，以开放的心态立足碑学融合帖学，主张碑帖兼容，互相补足，形成了近代书法兴盛的格局。萧龙士先生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主张碑帖兼容书学观点。
二、萧龙士书法的风格特征
（一）萧龙士书法的朴拙
《说文》云：“拙，不巧也。”意为巧的对立因素，而道家认为“大巧若拙”，“拙”可表现为解衣般礴，道法自然的艺术状态。“拙”在中国艺术审美风格的层面上隐喻道家哲学的意义，为古拙、朴拙、丑拙等。“拙”是碑学书风的核心的审美观，傅山就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丑拙”的书美观。其“丑拙”的书美观点映射了其标榜的风骨、气格以及完满的人格和高贵的人品。其书骨骼清健、体势宏肆，俨然伯夷叔齐的孤介清高，又若颜鲁公的浩然正气和端正人格。傅山以推崇“丑拙”的书美观点试图改变软媚庸俗的书风，将儒家的刚毅雄强和道家的狂狷恣肆相融合进而影响士风，提振士气，达到清风正世的目的。傅山“丑拙”的书风与清代碑学推崇“重拙”一脉相承，冲击了明季清初帖学的秀美温醇、疲弱滑俗的靡弱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