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刚才大家也谈到了中国小说家对现实题材的关注，仍然更多是以一种城市时代的乡村化视角来叙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但是我觉得余同友的小说和流行的现实写作有一个差别，这个差别非常明显。不只小说，当下诗歌也对现实投注了更多的热情。我注意到余同友的几个小说里面涉及很多关于当下中国乡村以及城市的问题，而他处理这些事件只是作为一个侧面，甚至作为一个背面，最关键的是他的写法和处理方式都非常特别。首先从主题来说，他写到了乡村性格和父辈的表情，写到了科技AI、智能，也写到了养老问题，还有校园事件，甚至包括古老职业在当下时代的丧失，如铁匠、木匠，但这个还不是他写作的关键。如果这只是他为了处理题材的写作，那并不是真正的写作，关键在于他的处理方式非常特别，一个就是他的细节经验。我在阅读的时候非常震撼。比如《四脚朝天》里面最经典的所谓的“烂好人”四脚朝天的动作，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生活里，他的这种动作和小说的细节与整体的象征性之间非常契合。包括《斗猫记》里出现的这只白猫，它有一种诡异感，但是又离不开真实。包括干部介绍信，这封介绍信穿越历史到今天，在一个科技时代所带来的恍惚感，我觉得非常重要。
第三，更重要的一点，余同友的小说有一个缝隙。这个缝隙非常关键，这个缝隙关系到很多层面，比方说这个缝隙代表了写作的可能性，缝隙实际上代表了作家的抽离感或游离感。如果没有这个缝隙，小说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比方说这个缝隙指向了日常和偶然的关系，比方说《斗猫记》里出现的这只白猫，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浑身一惊。他说，“他再看看屋顶，那只白猫竟然像人一样盘腿而坐，冷冷地看着他”，当时我觉得这只猫也在看着我，看着我们每个人，就是日常和偶然的这条缝隙。此外，还包括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缝隙，包括现实和历史之间的缝隙，我觉得这样缝隙的出现真正打通了一个小说家应该具有的才能。比方说，我们说到的真实可能是修辞意义上的真实，余同友的小说提供了日常的可能性和写作的可能性，当然这里面充满了寓言化的甚至荒诞感的游离色彩，这个非常关键。当然，他的小说语言非常成熟，这跟他的诗人身份是有关系的，比方说《斗猫记》里面有一句话，“在院子里站立了好一会儿，把浓霜都站淡了”，如果不是一个诗人，是写不出这样的情景的。
我说得非常简单，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非常喜欢余同友的小说，我没有太好的建议，我作为一个阅读者的感受是阅读这几篇小说的时间并不一样，有的小说读起来会很慢、很细，但是有的小说读起来很快，阅读时间的快和慢，代表了余同友的小说给读者或者批评者所提供阅读时间的长短和有效性。这是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谢谢大家。
先锋的余韵及可能
——读朱斌峰《碉堡成群》
季亚娅（《十月》杂志编辑部主任）
一
朱斌峰的《碉堡成群》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是一个孤绝的文本。当然这并不仅是对作者其他作品不熟悉的遁词，而是，哪里来的这么一篇气质独特的迥异文本，一个当下小说主流叙事程式外的另类？孤篇竟成峰，它的来路和去处何在？
异质感首先来自第二人称叙事。第二人称有特别强烈的主观感和倾诉意味，小说史上除了早期的书信体很少有人用。第二人称写法本来会让人觉得私密和亲和，就像知己或情人间的面谈或笔谈。但很奇怪，这篇小说反而有很强的疏离感。刚才杨庆祥讲到安徽的诗歌传统，这篇小说的语言有散文诗的意味，甚至让我想起《野草》，浓郁的抒情气息伴随着海潮般流畅的叙事节奏，就好像舞台剧的大段念白，滔滔一口气支撑到结尾。语言内部充满了象征、抽象和主观抒情性，迥异于一般小说力图还原真实的细节描绘和口语对话，所以即使叙事口吻是私密的，这种诗剧般的腔调，依然带来阅读距离感。而适当的阅读距离，使得读者能从具象的体验沉浸式阅读转入思辨和抽象的层次。于是碉堡不是碉堡，松树不是松树，它们都不指向具体事物，而是变成具有高度象征性的精神道具。这是此文本的奇特之处。
二
作者驾驭叙事的能力非常成熟。“你父亲消失的真相”，小说转述了红姨、大秦叔、豆腐阿婆三个不同版本的父亲与碉堡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又分别对应着父亲成长、失踪前后的80年代前期和“**”时期的历史，尤其在第二个故事中，还有一段“你父亲”以“书信”或“小说创作”方式掺杂的抗战史，可见作者的叙事雄心。
来看这封书信。在这个版本的故事里，“你父亲”去碉堡的目的是躲起来写小说，以书信的方式，一封接一封地向外投稿。“我”追溯真相的时候，看到并打开了这封信。一般的小说叙事里，一封突然被打开的书信，作者的处理方式通常是引用信的原文，但朱斌峰不是，他转用第三人称追述，介绍原来这封信是以书信形式写的抗战史的小说。当然技术层面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全文叙事本来就是第二人称，此处如再引用第二人称的书信原文，反而不如第三人称转述区隔清晰。但这种人称的转换，可看成一个特别有意味的关于当代小说、关于叙述与真实关系的隐喻。“你父亲”把小说用书信来写，书信这种文体的接受前提是，写信者的讲述是真实的，或者至少是内心的真实，“父亲”要通过写信的方式，将他虚拟的抗战史（小说）讲述为真实的抗战史（历史）。也就是，将“你爷爷”抗战时曾当过叛徒的经历，这个一直梗在“你父亲”心中的痛点，经由虚构来治愈：原来“你爷爷”从日军剿灭中幸存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下山通风报信，而是为游击队的同志寻找紧缺的食盐……但是这封信从来没有被“你父亲”期待中的读者打开，因为孩子们的恶作剧，它永远没有抵达收件人、“你父亲”要投稿的目的地。“你父亲”的书信写成“**”主流历史小说的样子，其实是对小说叙事的提醒：以书信方式开始的叙事，哪怕写信者怀着百分百真诚的叙事意图，往往也只能讲述成一个主流意识形态的故事，因为信/小说、虚构/非虚构都是同一种历史无意识的产物，真正的历史被叙事的逻辑虚掩。
这个书信/小说的隐喻结构，更贯串到整个文本，《碉堡》全文也可看成“我”写给“你”的一封长信。作者显然熟知后现代叙事原理，“我”转述“你父亲消失”的三个版本，并非一次指向历史不可知论、迷失事实真相的罗生门式尝试，相反，这三个故事秉承某种贯串一致的历史观，一种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脉络下的、对于当代史的主流式理解。这三个故事，无论因画人体打成“流氓犯”、因祖父历史污点困扰出走、因武斗变成虫蟊消失，“你父亲消失”的不同版本，其实都指向同一个主题，公共或集体的外部暴政对个人的精神戕害。这也是当代先锋小说的重要主题。作者的叙述方式看似充满了解构，实际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降，某种高度总体性、固定化的文学意识形态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