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发表之后，整个延安地区的文艺创作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讲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号召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走向民间。我和谢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有一本就是《1942：走向民间》。走向民间之后，作家、艺术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用阿瑞夫·德里克的说法，就是发生了两个重要的“转译”。这个“转译”一个是从情感方式，作家和艺术家的情感方式，就是要和人民的情感发生联系；第二个是语言表达的方式，就是不要再用知识分子的语言，而是用人民大众的语言，创作出能够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两个“转译”推动了延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1949年7月，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这次文代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参加了。周扬代表大会做了一个报告，就是总结延安人民文学的经验。大会是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个方面作家队伍的会师。大会贯彻的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所以《讲话》的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文艺创作的一个最经典最重要的思想。把它称作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好，文艺的主流思想也好，都可以。学界对延安文艺评价都很高，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有一篇叫作《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的文章，对新的农民形象有很高的评价。五四以来，中国的农民形象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是阿Q的形象、祥林嫂的形象，华老栓、老通宝这样的形象，这是传统的中国农民形象，他们是肮脏的、病态的、愚蠢的形象。但是到了延安以后，延安文艺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民形象，他们是大春哥，是二黑哥，是当红军的哥，都是健康、生动、活泼、健朗的青年形象。延安文艺改变了传统的中国农民形象。
我们评价一个作品也好，评家一个作家也好，我们依据的是什么？依据的是在文学史上，它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新鲜的审美经验。那这些新的农民形象为我们提供的不是新鲜的审美经验吗？他们不是沿着阿Q的路线来塑造农民形象。这个形象一直贯串到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文学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大家知道我们现在17年文学经典，八大经典叫“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八大经典里面，我现在仍然认为最重要的、成就最大的是《创业史》。《创业史》塑造了梁生宝这样的农民形象。这样的农民形象和大春哥不是一个谱系吗？《创业史》发表之后，发生了一场重要的争论，北大的严家炎老师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包括在《文学评论》发表的，他讲《创业史》最好的人物不是梁生宝，而是梁三老汉。梁三老汉面对着互助组、合作社，入社还是不入社，他矛盾、犹疑、彷徨。这是人的正常思维。
梁生宝不是这样，梁生宝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是蛤蟆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者。他没有矛盾。但是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像梁三老汉这样去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这是符合人性的。但是后来也有学者认为梁三老汉这个形象的塑造应该比梁生宝更生动、更真实。后来茅盾先生也讲，中国农村两头小中间大。20世纪60年代在大连召开了一次全国短篇小说座谈会，会上提出一个概念叫“中间人物”。“文革”期间被叫作“黑八论”之一。就是说在1960年时，文学站在了梁三老汉一边，但是社会历史站在了梁生宝一边。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从《讲话》一直到十七年文学期，与其说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塑造文学人物，毋宁说我们是在构建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就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带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起来到我们面前的，也就只有梁生宝的道路、萧长春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够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