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换言之，这是一个有许多互文本的小说。或者，它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先锋文学文本，因而在今天的语境里显得气质疏离。
如果先锋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出现，与个人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出现具有某种历史同构性，其文本形式的实验性和内容“去革命化”能完美契合彼时中国的历史语境，那么，离开今天具体的现实所生发出来的新的叙事语境，先锋小说的主题和技巧很容易变成一种仿作，一种脱离当下历史与现实的悬置性文本。小说所处理的矿区题材，一反经典现实主义对于底层黑暗与人性复杂的描述，也不见社会转型期矿区生存艰难下的人间百态，具象的活生生的现实在文本中被驱逐，代之以高度主观化、叙事者阅读经验所拘囿的抽象历史，小说所描述的革命或公共暴政对“人”的伤害，无论是内容还是讲述方式我们读起来都似曾相识。
第一个故事处理压抑时期的欲望，禁欲年代里地下舞厅和人体画的暗流涌动；第二个故事核心在于革命“忠诚”伦理对父子关系的戕害；第三个故事则用人变成虫蟊的荒诞故事，比喻“**”时期人与人的争斗。这些叙事全部可以在当代文学史找到前文本。两万字的篇幅处理五十年跨度的大历史，作者关于那段历史时期的想象和叙事却相当固定、单一和普泛，对历史思考的深度和具体性尚不足以支持和匹配叙事雄心。文学叙事不是要重复前人的常识和通识，而是要去捕捉历史缝隙里与既定叙事不相容、不完美和矛盾之处，提供与前代叙事者不一样的细节和新发现。一种可行的方式仍是要回到个人的具体经验，从皮肤、从感官、从时代落在心理上的每一次创痛开始感受和写作，而不是仅仅重复前人的叙事。今天在哪个意义上继承先锋小说的遗产？除了形式层面的娴熟技巧，最迫切的是，带着你从今天现实中生发出来的问题重返历史，毕竟，一切历史只能是当代史。
用现实书写展现虚构的魅力
——以余同友的两部小说为例
饶翔（《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主编）
余同友是一位朴素、低调而扎实的写作者，他深耕于中短篇小说领域，有多篇作品曾被各大选刊选载，为普通读者所喜欢。他有多年的基层生活阅历，对现实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敏感度，使他的写作显得接地气，人物逼真，细节生动。
从余同友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读出一些“新闻热点”，诸如交通碰瓷、快递纠纷（《四脚朝天》），“逃离北上广”“校闹”（《逃离》），“范跑跑事件”（《屏风里》），“DNA亲子鉴定”（《斗猫记》）等。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难逃这些“热点”的包围，甚至每一桩重大的新闻事件都能在“朋友圈”里分化阵营，制造“分裂”，更遑论高度关注现实的作家们。此前已有不少论者讨论过新媒体时代里文学虚构的危机，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现实（或非虚构写作）是否已全面压倒了文学虚构，而在于文学虚构是否向读者展现了足够的魅力——这魅力或源自从现实中升腾的想象之美，或源自“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的洞察，或源自对未知的未来世界的预见。那些急于照搬“社会新闻”的作家，他从“二手新闻”中能提供给读者的真实感和信息量，显然难以与一名尽职的调查记者相比，一名好的新闻或非虚构写作者也不缺叙事的能力，而文学不应该只是为了向读者转述好一个社会事件；那些急于直接发表见解的作家，其具有的逻辑感和思辨力未必及得上一名媒体评论员，而文学也不应该只为了阐述作家自己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看法。那么，文学究竟应该是什么？回到一些“常识”或许能有助于我们厘清问题——文学所要表达的（情感、观点、思想）应该要通过文学形象；文学（在此特别指小说，fiction）应该通过虚构现实来呈现现实，这看似悖论的特性，恰恰是文学虚构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