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和刘颋老师、李伟长老师从未见过面，他们对我也一无所知。我只是在接到活动通知前，把自己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城西之书》中的文字，挑选一部分给他们发送过去。我心里有些忐忑，怕出丑，有种学生向老师上交作业的感觉。座谈会之前，我还想，众目睽睽之下，还不知这两位老师该如何点评自己的“作业”。为学生时，我就比较害怕老师，如今，仍未免胆怯起来，仿佛又变成了当年赤脚行走在雨后青草地上，那个容易害羞的小小孩童。
座谈会上，刘颋老师的发言幽默而热情，她说读了我的文字，被惊艳到了，不由得对我充满好奇，见到我时，于是对我“狠狠看了一眼”。现场引起一片笑声。她认为《城西之书》是生命之书、时光之书，文字中透露着安静、温柔和悲悯。她觉得这种温柔细腻的文字简直让人错觉成这是位女性作者的手笔。哈代认为，作家都是雌雄同体的。我认同这个说法，我觉得在我的心灵中，也存在着一部分女性的东西。对这个世界，有时，我会有某种女性化的视角和感受。
刘颋老师列举了很多文字中的细节描写，一一进行分析。我没想到她读得这么认真，她甚至读出我安静的文字后面的细微波动和挣扎；我也没想到能得到她这么高的评价，真是且惭且喜。会间休息时，刘颋老师还特意询问了我的生活环境，以此来了解这种生活环境对我写作的影响。
李伟长老师平时的关注点和研究方向侧重于小说，他从另一个方面着眼，认为我作品中对“人”的描写比较少。这一点也让我反思。他很欣赏我作品中关于树木的描写，他提到一个有趣的小建议，让我勾画一个关于树木描写的路线图，编排一下，这样可以让人更清晰地看到那些树木的位置。
座谈会上，老师们对其他几位作者的点评，也让我受到启发。对一些写作者来说，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在更深的层次上，我们都会面对一些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心灵上的、思想上的，并不会因为写作题材的不同而有太多差异。比如，那种对生命的体验和领悟，那种精神上的处境，那种对语言美感的自觉意识。
座谈会的次日上午，一行人来到了滁州琅琊山。滁州山水清幽，在宋时，还很荒凉闭塞，但在庆历五年（1045），因一代文宗欧阳修贬谪于此，从而开始声名远扬。唐宋文人灿若星辰，在浩漫的中国文化长河中，是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但对我而言，宋代的文人要比唐代的文人普遍可亲一些。中国的文化气质，到了宋代，有了更多的烟火气和气俗性。这种原因，我想，也可能在于东晋的门阀政治，虽经隋朝的科举取士，到了唐朝，大姓贵族世家仍然存在。东晋的文化，其实是贵族文化，《世说新语》里的名士，大都为贵族世家。陶侃出身寒微，虽后来贵极人臣，仍免不了偶尔被人背后看不起。到了宋朝，地主阶层扩大，宋朝之后，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地主文化。这个阶层，保存着中国文化的主流命脉。经历了短暂的“庆历新政”，欧阳修的政治理想遭受失败，又受到政敌的污名化打击，可谓身心俱疲，年刚四十，内心就已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苍老了。“环滁皆山也”，滁州的青山绿水，如一个温暖的怀抱，让这个傲岸的“醉翁”，得到心灵的休憩。在后世，欧阳修以文章著称，但在当时，欧阳修主要是以一个除旧革新的政治家身份存在的。中国的山水，其文化含量的丰富性，决定了它的内蕴。可以想象，滁州如果不是因为欧阳修，其山水风景，便会大打折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天人合一。中国的锦绣山水，也是锦绣文章；中国的锦绣文章，也是锦绣山水。
文学是大的，对一个有抱负的写作者来说，文学是安身立命的东西。但一个写作者的生活，如果仅仅局限于文学之中，他的格局和幅度究竟是小的。仅仅做一个雕章琢句的人，他的生命是贫乏的，文字即便锻造得如精金美玉，还是缺乏生命的律动和温度。这种文字，也不能说不好，但好得毕竟有限。
我虽然主要进行散文和诗歌创作，但在日常的阅读中，相对来说，读得最多的则是小说。在醉翁亭小坐期间，我问了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孟繁华教授一个可笑的问题。我说，1949年以来，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如果进行一个排名，那么，在您的心目中，哪部小说能排第一？他想了一会儿，很作难，说这个没办法说。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刁钻。我们都笑了。我又说，退一步来说，如果让您挑选三部，您会怎么挑选呢？他略一思索，答道——《创业史》《白鹿原》《一句顶一万句》。《白鹿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其他的两部倒在我的意料之外。阳光很好，但坐了一会儿，凉意便慢慢升起来了。
霜降已过，残秋将尽，木叶脱落，而四围斜坡上的长青之树，犹兀然自绿。
下午抵达凤阳，黄昏，参观明中都遗址。夕阳残照，古墙斑驳，举目远望，天宇浩大，平原邈远。风声咻咻擦过古墙，仿佛万丈长帛，被刮拉得皱了起来，一阵阵在耳边回响，又仿佛是历史的长河，浪花朵朵，正不舍昼夜地从身边汤汤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