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狂人多，“狂”的代表有两位，一位是思想家李贽，另一位是艺术家徐渭，此二人皆以“狂”名世，亦因“狂”而被世人铲除。李贽是狂人的先驱，徐渭是张岱的前辈；李贽要我理我穷，我物我格，其狂若高高山顶行；徐渭则要泼墨大写意，其狂光芒夜半如鬼语。
徐渭去世的第四年，山阴同郡张岱出生。张岱少年时就痴嗜徐渭之狂格，遍访搜集徐渭诗稿，二十六岁时刊印《徐文长逸稿》。狂人陈眉公是张岱的父辈，也是他的忘年交；狂人陈洪绶是张岱形影不离的至交同伴。
清人入关，国变传来，陈洪绶正寓居徐渭的青藤书屋，悲痛欲绝，纵酒大哭。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说他这位兄弟，国亡不死，不忠不孝，其实那是在痛责自己。去年还同王铎泛舟杭州水上，谈书论画，转年就看他开南京城门投降清人，以张岱的痴狂，内心将起怎样的波澜？
葬完义士祁彪佳，陈洪绶作陪，张岱在自家府邸，接驾鲁王朱以海，并请鲁王观赏自家戏班演出的《卖油郎》，以此绝唱辞别鲁王，归隐山林，表明自己的决绝心迹。几年后，他的次子欲博取功名，去参加大清顺治十一年的省试，寄身于异族篱下为臣。想来他也别有心情，一种烟波各自愁吧。幸亏还有一座文化的江山，“愁”还有个去处，在《陶庵梦忆》里慢慢纾解。
晚明士人心苦，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中，他们以放纵寻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样式，以“痴狂”的天真与稚嫩，从太湖流域啸傲到西湖岸边，以为找到了新时代的自我定位。
“痴”如一盏灯，可以风雨夜行，做一番独特的游历；“狂”如一把火，如一道闪电，如一个霹雳，就如同闻一多诗里说的“爆一声咱们的中国”。但一切还未及成型，便被野蛮打得七零八落，凋零一片了。
文明倒挂了，落后战胜了先进。明亡后，在这巨大的历史时差中，顾炎武似乎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亡明可以，不能亡天下。而天下就是中国文化，读书人要守住文化的根，作最后的抗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陶庵梦忆》以审美的眼光，一边扫描文化中国，一边留下了珍贵的中国文化之遗产。今天，我们读狂人书，似乎可以触摸到文明的哀伤。
《陶庵梦忆》是晚明繁华世相的一个立此存照，张岱是悲凉的，他披发归隐，不与新朝合作，将生命终止于前朝旧梦中，供后人凭吊。
李渔把生存过成诗
明清之际，历史轰然飙过，尘埃落定之后，新秩序下，人们还得照旧生活。生活与生存不同，生存可以将就，而生活就要讲究；生存遵循自然规律，而生活得遵循价值规律。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荣辱得失是价值规律。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告诉我们“闲情”是生活，生活是生存的偶得，必须料理好生存，生活的感应频率才会显现，在生存之闲时必须锦上添花，才是人的生活。
不必忌讳锦上添花，“添花”应该是人生的坐标。
李渔的一生，是一介寒士的奋斗史。
他总是涉险于贫困的边缘，起伏如冲浪，但无论浪尖还是谷底，无论前浪还是后浪，他始终会坐在浪尖上，抓住瞬间的峰巅，钟情于生活的审美，沉浸在生活的所有细节与趣味里，顽强地活出品位来。他对生活的挚爱，使他给予《闲情偶寄》的精神基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执着。他写作，带戏班子演戏，携一大家人游历，品吃、养生、造园子，把一个“芥子园”营造成生存与生活的“两重天”。事实上，有关生活的品位，他都不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