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今天追剧娱乐至死不同，那个世纪的戏剧担待了一代人断崖式的精神跳水，这里清溪欢畅，就在这里嬉戏，先知先觉的大师们为时代洗澡。他们在戏剧里大胆抒发“人欲”对自由审美的追求，将被“天理”桎梏于深渊的男女爱情打捞出来，直接晒于太阳之下。陈妙常与潘必正的自由恋爱，刷亮多少双爱情的眉眼，抛出爱情的抛物线，打散了“理学”因过度对称而僵化的几何线条。人情的世界，性灵是不对称的，或倾而不倒，或危而不慌，孤独的、个性的、欢畅的、寂寞的、敢爱敢恨的、无拘无束的。
跌宕起伏之后，《瓶花三说》，有种偷着乐的闲逸之美，它们是生活中的小景小情，但不能没有，想象一下，在万物冻僵之时，瓶花直如雪夜烛光，有种复苏的力量。
在小情小景上，明人比宋人简约。他们只享受短暂的美好，欣赏鲜花的可爱，在于不留恋，不永恒。他们只写花瓶里的花，在书房与花之性灵一期一会。
春生、夏长、秋获、冬藏，四季在每一个华丽转身之际，都会给人一个阳光灿烂的启示：一年都是好景致。但，春夏揖别，秋去冬来，四季在时间的秩序里却无缘聚首，花落花开，瞬息无常，怎么办？被美宠上了天的宋人有想象力，他们创造了“一年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有一段描述，他说，京师妇女喜爱四季花样同框，从首饰、衣裳到鞋袜“皆备四时”。从头到脚穿戴四季花样，把每一天都过成了四季，谁说寿世无长物呢？他们用审美延长了生命的质量。
人间有味是清欢
如果说宋人养生很文艺，到了明人养生，便开始“知行合一”了。当人性的内在被发掘出人欲之灵时，承载性灵的肉体得到了尊重和重视，尊体养生的生活意识便带来了生活方式的美学提升。高濂还总结了一套美学养生法，并为此著书立说，书名《遵生八笺》。其中“四时调摄笺”，恐怕是养生哲学中最接地气的一段。春天去苏堤看雨，看桃花零落；端午日喝菖蒲酒，将生长在小溪里的菖蒲打成粉，或切成段，泡酒喝，端起酒杯，诗意便会津津舌尖上，“菖华泛酒尧樽绿”，一杯美妙入喉，如树下饮长夏，比用“天理”调理“人欲”更令人安慰。五脏六腑遵循四季的安排，顺时调摄，信仰月令，在二十四节气的芬芳舒缓中，为养生立宪。摆脱禁欲的道学权威，一切自然的欲望都被允许，才是最愉快的养生疗法。养生尊体，养成君子玉树临风，才是天理。
回归自然，是中国文化的宿命，中国人几乎一边倒地宠爱自然。首先以自然为师，在向自然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生活的经验。其次，以自然为主要审美对象，借自然之物言志抒情，从自然中获得无限的审美快乐。
公元十世纪，荆浩从体制内出走，走进太行山。从他走出体制的那一刻起，他便不再仅仅是“意义动物”的人，而是面对完全没有意义压力的大自然、自己给自己定义的独立个体，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给自己的定义一样，我是我自己的国王。
过去的意义不复存在，那就创造出新的意义。于是，他开始创作水墨山水画，以一个孤独的个体独自面对自我与自然，他获得了一切都要原创的创世体验。
计成，生活于明朝万历年间。他先是一位山水画家，师法荆浩，在《园冶》自序里，他反复念叨，想脱离体制，获得一个自由自在之身，然后为自己和父母设计一座园林终老。
从绘画到园林，计成从平面山水走向立体山水。当然，他设计了不少有名的山水园林化的艺术空间。
浮世名利是缰索，为人情所常厌；烟霞仙圣，则为人情所常愿却又不能常见。怎么办？于是有了山水画，人们便可“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了。这句话出自北宋皇家画院院长郭熙的《林泉高致》。
这是宋人的时尚，到了明代，大凡有林泉之志的君子们，不仅要居“堂筵”可望可赏山水，还要可游可居。要与真山水同在，还要徜徉其间。明中叶以后，文人们开始流行造园，他们把大山飞瀑请回家，不用远足，移步庭院，便可坐穷泉壑了。在自家园子里，直接面对大自然的微缩询以个体存在的意义，在园林里重构个体生存的方式。
一幅好的山水画，应该使人在审美中分享“可居可赏可卧可游”的同时，还要有一种在山水里安身立命的归宿感，还要有一种救赎的力量。计成把荆浩这种山水精神移植到园林中，用写性灵小品的笔法，精雕细磨江南宅院，在世俗中营造一座自然美的生活空间体系。
“全景山水”，是指画中有山有水有草木鲜花，也有山居人家，是在宣纸上虚拟的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计成想做的，就是把“全景山水”从厅堂的墙壁上落地在花园中，把精神家园从虚拟变为现实。他在园林中向世人宣喻，除了王朝的江山，士人还有文化的江山可去，王朝的江山靠不住，还可打造一小片纯净的文化的江山。
经世致用，是中国学问的正根，用在帝王家。可袁枚偏不，在对王朝举行了淡淡的默哀之后，他便辞官归隐，住进江宁织造府，这里后来被认为曾是《红楼梦》大观园的故址。那年他三十三岁，冥冥之中幸运降临，这块精华之地不知给了他多少灵感。
那时，他或许还不知有《红楼梦》，可远近皆知他是坚定的“性灵说”诗歌流派的掌舵人。他在任江宁知县时，购买了小仓山废园，修整后改名“随园”。也许真有随缘的顿悟，他把自己从体制内自我放逐了，皈依美味，过一种舌尖上的真实生活，做梦也要做一场性灵的故园清梦，或许还能梦见贾府盛宴。
文豪写吃，历来有趣。文心不雕龙，只雕琢味蕾上的性灵。袁枚捍卫美味的姿态，表现出超常的使命感和整合能力。《随园食单》不载道，不禁欲，若舌尖上的思念，能得之于美味的灵启，那将是人生最圆满的乐事。就像他说的“笔性要灵”一样，“食单”里的每一道美味，都与他的笔底灵魂押韵。
中国的饭桌对自然界是全方位开放的，大凡自然赐予的物质，都可以在饭桌上争艳。在食不厌精和脍不厌细的祖训下，吃食除了果腹外，还有养生的关照，以及必须满足的两个生理层面的诉求：味觉的丰满和视觉的盛宴，在审美中喂饱精神，这是袁枚美食的“清供”，也是中国士人饮食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的餐桌，是民本主义的开端，要看民的脸，除表情之外，还要看民是面黄肌瘦，还是丰懿红润，“民以食为天”，是政治的目标，尧舜时期，吃已开始具有了禾熟香味的民生观照，以一种农耕习俗为主调。“山家清供者，乡居粗茶淡饭之谓也。”据林洪自称，他是那位梅妻鹤子林和靖的七世孙，也许得益于林和靖清素淡雅的遗传基因，他的食物“清供”，基本以家蔬、野菜、花果等素食为主，是上天赐给田园的原配食料，风物清素，餐桌淡雅，加上林洪给菜蔬配上诗意之名，诸如“碧溪羹”“披霞供”等，真是南宋人有南宋人的食性风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