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任何一本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航海手册，都会看到，其中有一章是专门介绍大有用处的航海推算术的。
当初，船只一旦离开港口，就“在海上了”，真正是一片茫然。没有无线电通信，没有海底电话，没有潮汐图、无线电罗盘、天气和冰山的预报，也没有现代远洋客轮所具备的其他设备。当然，那时一个普通的船长对星象熟悉的程度，远远超过当今的水手。借助那些有用的星象和几件简单的工具，他可以做出非凡的航海壮举。但是在暴风雨来临、浓雾弥漫和恶劣天气旷日持久的情况下，他无法进行必要的观察，要了解他所在的实际位置，只有依靠计程绳、罗盘和自己的运气了。
或者，按当时的说法，他航海“凭借推测”。
如果他很幸运，他就会抵达口岸。
如果命运不济，他就不会。
这在当时不足为奇。阿门！
我们的祖先距离中世纪基督教盛行时期并不遥远，足以理解象征的运用，因此他们喜欢说“国家之舟（政府）”。
处于更文明时代的我们，知道一艘船会因为内部突然爆炸而很容易化为乌有，也知道会因为船员操作不当而很快就船毁人亡，因此，我们不怎么喜欢这个比喻，虽然这个比喻很恰当。但是在十七世纪，很多“国家之舟”仍然骄傲地航行在国际大洋中，然而其船长——像飘扬着英国国旗的那艘巨船的斯图亚特船长——如此无能者却是寥寥无几。
“国家之舟”从没有沉没过，因为多数船员技能娴熟，在紧要关头，几乎任何一个水手都能掌舵，扭转航向，以免船只撞在“公众不满的礁石”上而粉身碎骨。
就这个恰当的象征，我可以继续讲下去，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航海词汇毕竟有限，我最好回到我在本章开头想说的正题——英国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殖民政策完全是凭借推测和听天由命的。
清教徒是唯一的例外，他们至少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但其他殖民地只不过是“偶然出现”而已。
这些殖民地中，有些一开始是作为对不动产的投机性投资，完全由私有公司出钱购买的；另有一些则是由刚刚从马萨诸塞湾地区人们的宗教和经济专制下逃出的普普通通的人建立的。
还有另外一些殖民地，建立的目的是进行慈善性的试验，为那些与母国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提供一个避难的场所。
殖民地中，有两个原来属于其他国家，后来通过武力纳入了大英帝国的麾下。
其中一个，原是一位仁慈的天主教绅士的私产，他出于诚实，严格遵守了推行“信仰宽容”的承诺，结果却招致了所有清教徒邻居的痛恨。
另外一大片领地，则是因为王室欠债无法用现金偿还，因此把它作为偿债，划给了一个年轻富有的贵格会教徒。
还有几个殖民地的产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斯图亚特王朝通常的做法就是，以原本属于他人的东西，用以赏赐其忠心耿耿的仆从。这种做法是世人共知的。
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人，也就是被其追随者称为亨利九世的这个人，从职业上来说是一位红衣主教，1807年死于法国。
他是一位善良仁慈的人，但据说不是很精明。如果他深受和蔼可亲但无足轻重的高祖查理国王的无恶意思想的影响，那么，他很可能会出人意料地盘算制作新的美洲地图。因为，在我们比较具体了解的那个历史时期，难得有一项如此惊人的成果，是在极其偶然以及人们漠不关心的情况下酝酿出来的计划所取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