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吉利海峡并不很宽。
欧洲大陆的游客乘快轮从加来到多佛尔，一个小时多点就可抵达。但是一旦通过英国海关，他就进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使他深感困惑。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在欧洲，行李无论多少，总是个累赘，需要到车站的一个角落去过秤，然后拿着收据去付款，这一切都很正规。按照特定法律的特定条款，钦定铁路专员的特定一年的特定一天就是这样过的。
在英国，系着红领带的伙计，闲散地将人们的行李搬运到行李车上，随心所欲地堆到那里，然后拿着小费，兴高采烈地说声“早上好”，就消失了。到了目的地，另一位系着红领带的人取下行李车上的东西，由客人随意指认，把东西放入自己的小推车上，然后不慌不忙地走向出租车。
“这样，你们不会丢失很多行李吗？”一位外国人问道，他认为这样随意地取拿，而没有官方的监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没有，”英国人回答说，“似乎从没有丢失什么东西。也许偶尔有一个包会搞错。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制度。我认为我们是在公共马车时代形成的这种做事的习惯，而且行之有效，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为什么要改变呢？”
简言之，英国制度（如果可以如此称呼它的话）似乎是让事情顺其自然，给予个人尽可能最大的自由，并将政府的干预限制在一些必要却令人不快的人员身上，如警察、治安官以及谦恭有礼但手脚敏捷的行刑人。而在欧洲大陆，公众被视为不可救药的低能儿，如果没有政府的经常监督，他们就不可能正常生活。
关于“国家习俗”这一问题，对讨论十七世纪的历史来说，可能有点离题。但正是由于当局的不断干预，才使法国人丧失了他们在美国的大片疆域，才铸成欧洲其他国家在殖民地的诸多失败。
如果诺贝尔先生提前两个世纪发明炸药，并每年奖励在发明领域取得可能是最杰出成就的人，那么他的奖励多数无疑将为路易国王的几个臣民获得。
那些法国人跋山涉水，不顾个人安危（更不用提十多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穿越了加拿大的内地，关于他们探险的记录读起来更像是《三个火枪手》中令人惊叹的一章，但却已被人遗忘。
而在当时，他们终究一事无成。
然而，他们的邻居——英国，则尽可能严密地把守住便利的河流和海湾，并建立了现代最伟大的国家。
从法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太令人痛心，太令人扼腕叹息了，但这又是必然的。
因为，法国在十七世纪正迅速沦为一个过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封建贵族的权力已经被打破，而基督教国王陛下的权力却变得更大。
现在公认的事实是，一个国家的贵族阶层，一旦停止行使“领导权”，并惬意地闲谈“效劳”，它就不再是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七世纪，英国贵族仍然是他们所在社区公认的统治者，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绝不去伦敦。而他们的法国同僚，若获准与其高贵荣耀的君主长期居住在一处，即便是照料王室的金丝雀，也会觉得受宠若惊。
因此，在英国，国王必须非常慎重，除非得到贵族乡绅的由衷支持，否则不敢强制推行任何法律；而法国君主，或随心所欲，或完全按照情妇和宠臣的好恶来统治国家。
法国人不喜欢出国旅游，他们不了解其他民族的习惯、风俗和道德观是出了名的，他们认为其他民族落后野蛮，根本没有开化。至于法国国王，他可能对巴黎到凡尔赛路边的一石一木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一般的地理知识，却一无所知。
我并不是说，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怎样地挑灯夜读，潜心研究布劳先生著名的地图册。对他们来说，那样做是不必要的。他们激怒了自己的臣民，以致一批又一批的英国人漂洋过海，逃到大西洋的彼岸，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的利益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但即使这样，法国君主也没有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