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关于鱼类学教授的古老故事。一天，教授正在讲授关于名贵品种鲟鱼的课程。学识渊博的博士，左手拿着一叠笔记，那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从所有关于AcipenserRubicundus（红鲟）的书上摘录下来的；右手执教鞭，指点着课题的巨幅精美图画。时间缓慢地流淌。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先生们，”他说，“鲟……”
正在这时，门开了。一条浑身发亮的老鲟鱼，携带着水草和布满沧桑岁月的智慧，静静地游进了房间，直奔讲台而去。
这位精通科学的教授，一下子愣住了，不速之客的打扰，让他不知如何是好。随后，他定了定神，不失尊严地说道：“哪位先生帮忙把这个东西赶走，以便我接着讲下去。”
当我阅读欧洲作者那些旁征博引的著作时，经常会想到这个故事。他们非常刻苦，非常认真，愿意穷毕生精力寻找一个遗失的文件；他们大量涉猎成包成包的印刷品，翻阅成堆的书面材料，以便能够了解像大迁移这样重要运动在某些年的情况，或者解释封建制度和国家朝代发展中那些不那么清楚的方面。然而，他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在大西洋的彼岸，中世纪仍然处在全盛时期，现代美洲是研究大量社会、宗教和经济现象的理想实验室，这些社会现象在哥伦布诞生前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
在欧洲，1200年以前，人们就停止了“漫游”；在美洲，却仍然处于迁徙的全盛时期。1927年，在华盛顿，一批又一批新的“野蛮人”强烈要求得到承认的问题，与227年的罗马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清除了欧洲最后的封建残余。在我们美洲的城市，封建制度仍然像以往那样活跃。如果对我的这一观点有疑问，建议你可以对坦慕尼协会[1]或我们任何一个大的政治组织进行一番研究。
那些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给欧洲造成深重灾难的不同王朝之间的对立情况，改头换面之后，仍然存在于美洲。暴力事件不断，我们的报纸足有三分之一的版面都是在报道这些暴力事件。当然，1927年所使用的手段已不同于1727年流行的做法，但是，那些为争夺大片欧洲土地而战的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以及瓦萨王朝，足可以给今天早晨还为获得对石油、粮食、煤炭或电力的垄断而互相开战的成群的金融资本家很多启迪。
过去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距离产生美，之所以看起来很美，是因为它用一层有益的灰尘，掩盖了国王陛下羽饰帽子上的油污斑点。但是，两百年前王朝之间的大战，完全与现在争夺水力和橡胶的金融界集团之间的冲突一样，既愚蠢又劳民伤财。
只有一点不同。
十八世纪的战役是在马背上进行的。
今天的战役是在摩天大楼的第十七层进行指挥的。
至于路易和乔治王朝时期的历史的主要轮廓，不仅已经广为人知，而且也不那么有趣。
宗教改革之后的神学狂热的火焰也已经熄灭。一想到以兄弟情谊为名，却导致血流成河，人们觉得这种行为非常愚蠢。他们不再愿意为了给一本神圣的书籍中某一晦涩的章节中难懂的段落增光添彩而奔赴战场。但是，他们现在却急于为了某个模糊但备受尊重的“合法继承”原则而战。以前浪费在仔细研究官方《教义问答》的时间，现在被用来研究家谱和工商公司的名录。
大众的品位改变了，但是，人类的执着依然如故。现在，普通公民非常认真地“捍卫乔治或路易的权利”，就像他的祖父一百年前“捍卫真正的上帝的荣誉”那样。
欧洲王朝就像是职业君主的一个封闭式公司。数百年来，他们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代姑表亲相互通婚，因此在十几位继承王位的候选人中很难发现谁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那些“近乎合法”的候选人总能制造出一个所谓的“司法顾问”班子，他们（出于某种考虑）愿意支持其临时雇主提出的一切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