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告诉他，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乘坐四轮马车，这块土地上没有一部法律说谁应该乘坐马车，谁不应该乘坐马车。但是，一个人为了乘坐马车，他首先必须能够买得起马车。贫穷的农民尽管在理论上拥有这种权利，但是，他缺乏购买和养护一个小小的马车所需的实力。
现在，不是一个社会阶层步行，另外一个阶层乘坐马车，而是两者跋涉在被人遗忘的泥泞的大路上。一个阶层失去了一切，另外一个阶层什么都没有得到。
杰斐逊知道，只有一种途径可以让政治上获得自由的人享受新近得到的尊严带来的真正好处，那就是通过提高“产量”，直到有足够的产品可以提供给那些愿意购买的人。
当然，生产意味着努力工作。但是，它也意味着一个普通的人会得到比以前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
杰斐逊不是一个喜欢机械装置的人，他担心制造体制会导致出现一种反常的、危险的城市优势。他认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寄托在农民身上，这块土地的真正力量是在边疆。
只要无人打扰，只要没有战争的威胁，他比联邦党人更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他会兑现他的承诺，集中共和党人的全部力量支持他的改善农业状况的计划。
他似乎一直是好运当头。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到了外部环境的大力帮助。如果他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基督教徒，他可能已经在命运的问题上接受了加尔文博士的观点。实际情况却是，他默默地接受了命运给他带来的一切好的东西，在马克·奥勒利乌斯和堂吉诃德那里寻求慰藉。
追根溯源，需要讲讲1100年发生的事情。当时，古老的波拿巴家族离开佛罗伦萨，开始了一次奇特的旅行。在此次旅行中，这个家族中的一员经由萨尔扎纳和阿雅克肖来到塞纳河的两岸，继承了恺撒和查理曼传统的衣钵。这段历史太长，人们对法国革命战争的情况了如指掌，对1803年欧洲的局势非常熟悉，因此略过不提。
三年前，拿破仑与西班牙国王达成一项秘密协议，重新得到了那个叫作路易斯安那的广袤的法国殖民地。十八世纪，帝国和皇家在争夺土地的过程中钩心斗角，这块土地在1762年割让给了西班牙。虽然拿破仑对于他移居的那个国家的语言说得还不怎么利落，可他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法国人。
他的阅读军事地图方面的素养告诉他，新奥尔良这个城镇具有重要价值，如果控制了密西西比河，就可以切断西部腹地的农产品运输。但是，路易斯安那这个名字并没有让他狂喜不已，一如加拿大当初没有引起路易十四那代人的重视一样。过了十八个月之后，他才想到秣马厉兵，准备占领这块新的土地。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早餐之前推翻了一个千秋帝国，在午餐和晚餐之间，三次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版图。
与此同时，巴黎和马德里之间的交易走漏了风声，圣詹姆斯宫的贵客鲁费斯国王在伦敦听说了这个消息，把这个传言报告给了杰斐逊的国务卿麦迪逊。麦迪逊又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杰斐逊，总统深感不安。阿勒格尼山以西数百万英亩的广袤土地上生活着他深爱的拓荒者。他们全靠密西西比河向外出口他们生产的粮食和毛皮。如果是西班牙这样一个弱小国家控制新奥尔良，问题倒不大。如果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那些开疆拓土的边民会进攻那个被人遗忘的堡垒，将西班牙的贵族扫地出门。但是，假如是那个可怕的拿破仑——他可是所向披靡——控制了这个宝贵的港口，整个西部就会永远受到抑制。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样的话，又无法向联邦主义者伸出同情之手。他们不相信西部。他们的真正兴趣是在大洋的彼岸。每当他们的同僚辩论这个问题时，“兹决议美国购买更多的西部领土是一种愚蠢的行径”，最后的裁决注定是“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