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似乎陷入一个僵局。英国忙得不可开交，它正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加盟以期重新得到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它在地中海的岛屿的所有权）交战。它对中立国在公海上的权利毫不在乎，这样就迫使它的几个较为强大的竞争对手结成一个防御联盟，这就是所谓的“武装中立”，并且使它们成为《国际法》那部笼统的道德法典的提倡者。
经过三年的战争，世人开始明白，美国人正在获得一个盟友的帮助。这个盟友在介入军事冲突时，就在一成不变地传播着灾难。他就是“距离准将”。
以往，似乎只有罗马人，在与这个坚持不懈的敌手对阵时，才有可能毫不退让。
当这个可怕的武士率领着它的冷酷无情的同伙，即著名的英里和公里上尉，出现在现场时，中世纪的军事领导人总是惨遭失败。现在，“距离老人”加入了乔治·华盛顿的参谋班子。从此以后，无论英国人怎样努力，无论他们作战多么勇敢，他们发现，在各个战场上自己的行军速度都被敌人超过，远远地被甩在后面。迄今为止，他们在所有战争中都能依赖其海军。但是舰船在阿勒格尼山脉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没有战士会满有把握地希望驶过伊利诺伊州的“沉没地带”。步行将成为这场遭遇战中的决定因素。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步行逐渐变得令人厌倦，并且破坏了最训练有素的军队的纪律。
即使快乐的诺思勋爵也开始谈论妥协，暗示宗主国和它的有过错的孩子们可能会捐弃前嫌，在一个新的更为坚实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这个信息没有被当作耳旁风，美国人民普遍开始感觉到三年商业停滞的后果。他们的财政处于无望的混乱状态。国会过于软弱和缺乏效率，无法把国家所有的各种力量聚拢到一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取得胜利。
亲英分子（即使在总人口中不占明显比例，他们也是一大部分）一如既往地愿意倾听从伦敦传到他们耳朵里的和平与善意的甜美声音。总而言之，一种确切无疑的“失败主义”浪潮席卷了全国。
一位美国将军甚至走得更远，试图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借此来终结叛乱，为乔治国王保住美国。幸运的是，那位负责谈判的英国军官落入一帮随军的杂役手中。他们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位年轻绅士藏在靴子里的神秘文件有问题，就把他们的俘虏交给正规部队的一名军官。
阴谋就这样被发现了。正如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可怜的中间人，一个安德烈少校，被处以绞刑。而试图将祖国出卖给敌人的阿诺德少将——位置非常重要的西点要塞的一名指挥官，成功地逃走了，后来在英国平静地死去，作为一名英国准将。
那个可怕的令人震惊的事件被证明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不久之后，“距离将军”当真开始出现。在整个战线上，走得脚疼的英国军队开始大致朝着大西洋海岸的方向缓慢移动。
然而，他们的进展受到跟随其后望不到尽头的逃兵的阻碍。亲英分子开始明白游戏结束了。他们下错了赌注，或者就像在一场鹰与狮子的竞赛中，他们情愿支持四足动物，而这个可怜的野兽却悄悄地溜回家去了。他们将能够带走的物品都装到马车上运往新斯科舍或新布伦瑞克，但是他们留下的马匹、花园、农场以及祖传遗产现在都落到来自西部偏僻地区那些取胜的小伙子手中。在几个州里，在1775年到1787年间，似乎不到一半的现成的不动产所有权易手。新主人当中的较大部分人，属于边远地区被剥夺了合法权利的农民阶层。他们的横财大大增强了民主党人的影响，而亲英分子的被迫离去削弱了贵族派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