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了。但是，用哲学家鲁布·戈德堡的话说：“既然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已经获得自由，那么他们打算用自由来干什么？”
但是，对期望立即打碎君主制的亚当斯或华盛顿等人来说，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可笑。
革命是消极的。它可能是必要的，甚至可能是令人向往的。但是，就其最终目的的本质而言，它肯定是消极的东西，就像做一个外科手术或者摧毁一幢已超过使用期的老建筑物一样。
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被一种共同理想团结在一起，而这种理想的内容主要是他们不想做的事情。譬如，他们不想向英国政府交税；他们不想要英国官方的教会给美国指定主教；他们不想要国王告诉他们必须离开应该为印第安人保留的西部某些土地；他们不想让英国议会对他们的茶叶、玻璃以及油漆征税；他们不想做这也不想做那。
但是现在，他们“不想做这不想做那”的时期已经结束。
他们“想做这想做那”的时代开始了。
而且，事情有了某种不同的情况，正如取得胜利的叛乱者几乎立即就要发现的那样。
首先，他们不再是一个外国国王的臣民，他们变成了自己共和国的公民。
但是，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应该怎样治理？它怎样为养活一支独立的陆军和海军、外交机构、邮政部门以及卫生部门筹集必要的资金？还有许许多多其他问题。
直到最近，美国人才知道“赤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英王陛下的政府过去非常体贴地照管着一些细小的事情，诸如打败法国人，不让野蛮人靠近白人的农场，维护治安，支付武装部队的维持费用。那个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这样一来，美国人开始（但是没有任何伟大的热情表现）自问或互相问道：“我们应该要个什么样的政府？”
人们立即感受到了城市与农村、沿海与边远地区之间旧有的观点的区别。
托马斯·潘恩代表民主党人请求建立共和国——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一个“全体人类的庇护所”，一个由小的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邦联。
贵族派不喜欢这种观点。一个由小的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邦联在理论上听起来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开头大写的“强制力量”，一个民族能在这个最邪恶的星球上有何建树？难道“强制力量”只是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政府？即使现在，各个不同的殖民地不是因为无力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不受世界上其他人的侵犯而蒙受巨大损失吗？
英国人的关税是个问题。自签署巴黎条约以后，宗主国就开始像对待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地对待它以前的子女。现在它坚持要所有进入其港口的美国货物交付关税。美国人想进行报复。但是他们怎么报复呢？通过制定十三个小国的关税的十三种法案？这显然是很荒唐的。
各个州议会向全国大量抛出的并且已经导致很多地区信用和商业停滞的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也是问题。是否有任何人希望这些同样的州议会收回这种毫无价值的纸币，重新回到殖民地时期的金银本位制？
当然没有。对很多政客来说，这里面有太大的好处。
还有，某个饥饿的军官或士兵因急需而签署的为军队购买补给的借据，可怜的农民和商人将怎样处理这些纸片？把他们引见给宾夕法尼亚州或特拉华州司库？那些社区已经破产数年，他们的期票被用来裱墙或当作便条纸。
还有许多与州际商业有关的无数困难。纽约是否能对来自新泽西州的所有货物征税，或反之亦然？
于1777年制定的，将各个不同的州绑在一起的邦联条款，使那些欧洲大国承认这个独立国家联盟是个正式国家。但是，战争结束了，外国债权人吵着要现金或者至少给他们的钱加上一些利息。
从出售西部广袤的领土中得到一笔收入。巴黎条约把这些领土置于美国人控制之下，它可能（有人希望这样）最终变成几个新州。
但是由谁来处理那些钱？
等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些渴望一种纯粹的民主制的人开始明白，必须做某件特定的事情，而且必须立即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