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人继续喋喋不休地谈论祖先们的朴素美德。孩子们对此耸耸肩，一笑了之。他们去过“大城市”，见过大世面。他们悄悄地等待时机，一旦老的死了，他们就赶忙把客厅粉饰一新，请两个外来的厨师，把儿子打发到附近城镇里去，学习如何做银行家或工厂主。这样就会在一生中获得巨大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如果仅仅经过田间劳作，一千年都不会创造出来。
教会开始感到不满了。
这是它绝对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唉！凯旋的英雄们不再对那种神圣且不加质疑的热情感到振奋，这种热情曾是其父辈和祖辈的一大特征。眼前的东西会熟视无睹，从而导致轻视；而远方的东西却会令人向往，产生敬佩。
结果是教堂衰败。但私人豪宅和装饰富丽的市政建筑开始到处兴建。
我既不说这是好事，也不说这是坏事。我只是在讲述一个事实。如果你愿意对此有什么评价或者下什么结论，那么，悉听尊便。
在地中海彼岸，人们对那种奇怪宗教信仰的热情也已大减。该宗教信仰通过屠杀俘虏的数量，来衡量对真主安拉的敬仰。总之，双方势均力敌，陷入了僵持，因此愿意达成妥协，这对双方的商人来说意味着财源滚滚。
铁蹄践踏过的古代通商之路，开始修复。羸弱的骆驼再次负重，从卡什加向大马士革迈进。就像古时候一样，威尼斯的小帆船和热那亚的大木船又开始经常往来于亚历山大和法马古斯塔之间。
世界太平。在黎凡特谈妥一桩生意的利润率从零猛增到了百分之四百。
接下来，发生了一项重大事件。每每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改变整个历史的进程。这一重大事件发生在十三世纪中叶。令人生畏的鞑靼人踏上了征途。从阿穆尔河到维斯瓦河，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凶神恶煞的黄皮肤小鬼，人们惊慌失措，闻风而逃。
在逃亡的人群中有一支游牧民族（有两三百户人家），自远古以来他们就在亚洲的心脏地带和平地生活着。他们差不多逃到了地中海地区，接着听说危险已过，便决定重返家园。为了回家，他们必须渡过幼发拉底河。但是意外发生了。他们的首领从马背上跌落葬身河中。仍然停留在河西岸的人们惊恐万分，他们认为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是上天直接发出的警告，于是要求波斯国王让他们留在原地。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游牧民族已经主宰了这个曾对他们友好相待的帝国。经过又一代人之后，他们成为穆罕默德世界公认的统治者，并开始了征服的历程。这一进程最终使他们的马尾旗插到了维也纳的城门上，也使“Turk（突厥）”这个词永远成为凶残和勇敢的代名词了。
如果穆斯林暴力突然卷土重来只是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么情况就不至于那么糟糕。但是一场极端的宗教狂热席卷了西亚的平原和山冈。先知穆罕默德死后又过去了六个世纪。在这期间，他的信徒原有的热情已经大减。“祖先的信仰”固然不错，而从香辛调味品、桂皮香料和靛蓝染料交易中得到的诱人利润也是很好的东西。遗憾的是，这种贸易使得城市信徒对那些来自地中海彼岸的异教徒友善相待，其中原委，心知肚明。生意就是生意，做生意不能反对基督教徒。
乡村和偏僻山谷的居民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宗教信仰非常虔诚，突厥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给他们以鼓舞，于是他们决定让大城市里误入歧途的同胞们回归真正的信仰。
托钵僧（穆罕默德世界的僧侣）在先知穆罕默德的王国里四处云游。他们中有的祈祷，有的狂舞，有的旋转，有的吼叫。但他们全都宣扬回归最初沙漠信条的清规戒律。
起初，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商人们还嘲笑他们。但这些“清教徒”坚持不懈，非常执着。不久，商人们停止了嘲笑。又过了不久（由于邻居被杀害的下场给他们以警告），他们开始只跟同一信仰的教徒做生意。
就这样，正当欧洲人开始对亚洲的某些商品产生依赖之际，商品供应突然中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