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经常出入豪华餐厅的人，他们不愿再去吃杰克·马尔霍尔的海鲜杂烩汤和菜豆，尽管它非常有名。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我们的治安警察，对于这种现象也无可奈何。当然，如果迫于万不得已的实际需要，他们也会将就平头百姓的粗茶淡饭。但是，他们依然会竭尽全力，维持他们早已习以为常的高生活水准，除非到了实在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人类最初的一千年中，活跃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野蛮人，是一些生活简单的人。只要能满足数量上的要求，他们对质量没有追求，所以生活毫无品位可言。冰河时代以来，那些基本保持原样的大陆，很容易满足他们对一条木凳、一块肥牛肉和不限量麦芽酒的需求。
况且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而去做的人却寥寥无几；因此他们多余的精力就只能消耗在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上了。他们用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才定居下来。于是，一切都基本上安顿下来，和平与安宁回归大地。对老一辈人来说，和平与安宁造成了年轻一代的漫游症。
假若倒退至一千年前，这种漫游症就会导致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爆发。但这时，西方的人民再一次接受了唯一的主宰，他不拥有世俗权力。然而，他的精神武器可以使瑞士雇佣军全军覆没。他的纸箭可以穿透坚硬无比的城墙。
他稍不高兴，其后果比皇帝或国王发出的战争威胁还要可怕。
他的身边聚集着许多聪明的外交官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于是，他能够将不断升级的动乱，通过对外征服这一有效渠道转嫁出去，并向东方进行迁移，亦即后来的所谓十字军东征。遗憾的是，这一事件后来常常被用作浪漫诗篇的题材，以至于我们往往会忘记这场冲突平淡无奇的本质。
古代世界是地中海的世界。谁控制着那一浩渺的水域，谁就能够向人类发号施令。
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壮举。而那些居住在摩洛哥、的黎波里以及埃及浅水海岸的众多的海盗，虽然常常出没于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半岛纵深海湾，但是他们只希望在当地取得一些小的胜利，这样他们就已经满足了，不会有更多的企图。
只有“种族群体”——通过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共同发展而聚集在一起的成千上万的庞大人群——才能够应对那些必须大规模解决的问题。他们深知自己担负的风险，因为像这样的争端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来说往往都是灾难性的。
在以往的历史中，曾经有两次将这种风险发展到了公开决裂的地步。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当时，作为西方捍卫者的希腊人打败了入侵的波斯人，并发动了一系列有效的反击，将敌人远远地赶到了印度河岸边。
第二次是两百年后，在迦太基人最后的堡垒灰飞烟灭之前，罗马帝国几近亡国。罗马人通过发挥民族的力量才得以躲过这一灾难。
在接下来的八百多年里，天下太平无事。
然而，公元622年，亚洲打着一个全新先知的旗号，再次准备进行一场力量悬殊的争夺。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他的左翼军占领了西班牙。与此同时，他的右翼军通过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向君士坦丁堡进发。直到此时，基督教会的领袖才猛然醒悟，随即宣布开始抵抗。
从军事的角度看，亚洲在这场战争中完全失败了。但从社会影响的角度看，自罗马帝国消失以来，欧洲民族第一次受到了在许多方面都比他们发达的文明的影响。他们东征时，屠杀异教徒并掠夺其财富；他们凯旋时，带回了对奢华和舒适的全新观念，并对自己以前那枯燥乏味、简陋粗鄙的生存方式，深感厌恶。
基本观念的这一突然改变，很快就在生活于西方大陆的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反映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