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路狂奔的中国联通也在此刻发力，在资本市场如鱼得水。1998年春，中国联通与高通公司就有关CDMA知识产权的问题展开相关谈判，但是由于没有达成共识，中国联通不得不暂停首次CDMA95招标。
对于正在与高通艰难谈判的中国联通，何时再次招标，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此刻，对于期望竞标成功的华为，尤其是作为华为创始人的任正非来讲，要做出选择，是继续保留CDMA95项目的研发，还是把研发重心转向其他领域。华为犹如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艰难地选择前行的道路，必须做出战略取舍。
在任正非看来，开局不顺的中国联通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上马CDMA项目，即使进展顺利，再次招标该项目时，中国联通肯定会选择更为先进的CDMA2000，放弃相对落后的CDMA95。
基于这样的判断，任正非把该项目的攻关重点放在了CDMA2000的研发上，同时迅速地撤掉原来的CDMA95研发小组。在当时，全球CDMA用户不过区区2000万左右。于是，华为集中火力全力攻坚G**技术。
1998年，华为集中资源研发的G**产品，由于技术不够成熟，无法突破重点市场。更为严峻的是，华为擅长的战术失效了。
在创业初期，华为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竞争手段，击败了跨国企业。纵使技术和质量不占优势，但是华为的立足点就是跨国公司无暇顾及的偏远地区。例如，在东北的黑龙江省，爱立信仅仅有三四个人负责黑龙江本地网的维护。
为了击败爱立信，华为居然派出200多人常年驻守黑龙江每个县电信局本地网项目，在做好维护工作的同时提升自己的壁垒。
遭遇华为的竞争，截至2000年，跨国企业开始阻击华为的“套路”，吸取了教训。只要华为研发出某款产品，跨国企业的竞品立即降价销售，让华为的产品失去竞争力。例如，在当时的广东市场，中国移动的G**扩容订单高达百亿元，而近在咫尺的华为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订单。2019年2月13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接受六家英国媒体的采访时介绍了这个信息，他说：“比如说，深圳旁边的城市——广州的广州移动就没有选择我们的4G设备，这很正常。澳大利亚的移动设备市场还不如广州大，新西兰的市场还不如我的老家益阳的大。华为连广州移动都没有提供产品，少几个国家也无所谓。我们无法服务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客户，我们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垄断全球市场。深圳周边的市场都没有机会，对我们产业界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集中精力服务好愿意选择华为的客户和国家，把这些市场做得更好。”
与任正非持的观点相反，时任中兴董事长的侯为贵却认为，中国联通在较快地上马CDMA项目，虽然G**是主流市场，CDMA95标准却不逊于G**。即使从安全性能角度分析，中国联通的移动网络必须是稳健发展，即先经过CDMA95的检验后，再使用CDMA2000。在侯为贵看来，即使研发CDMA2000，也需要相关的CDMA95标准作为基础。基于此，侯为贵把研发重心集中在CDMA95项目上，同时投入一小部分资源研究CDMA2000标准。
2001年5月，中国联通一期CDMA项目再次招标，选用的标准是CDMA95的加强版。中兴成功地拿下中国联通10个省共7.5%的份额。
当华为得知联通采用CDMA95加强版后，再回头研发CDMA95，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在2001—2002年中国联通的一、二期招标中，华为接连败北。
相比于华为，中兴凭借自身优势，梅开二度。2002年11月底，中兴再次中标中国联通CDMA二期项目建设，共获得12个省份总额为15.7亿元的一类主设备采购合同。
两次投标颗粒无收让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倍感压力。然而，更令任正非纠结的事情还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