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宋、金、元（第三编当纪元960～1370，约四百年间）当五代时，中国四分五裂，战乱相寻，但在中国的文化史，学术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是一个绝大绝大的关键；这并不是说那些“皇帝词人”有这么大的关系，乃是印刷术在那个时代由发明而推广，便把那个时代划为古今学的一条大鸿沟。近代古学大师，常说他唐以后书不读；就读了，也并不据为典要。例如清朝的杭世骏要给汉朝扬雄的《方言》作续编，这当然要续到他自己的时代才是，但他的《续方言》中所搜的材料只到唐朝，因为唐代的典籍还可证古，宋以后便不古了；马建忠仿“泰西葛郎玛”撰《文通》，举例也止于唐。这种风气，实在就起于宋朝；宋人一切学术思想和文学，其风尚，其旨趣，已和唐人大大的不同了。唐人虽尊古，却不一定主张复古（除韩、柳“古文”的旗号外），著述也不重考古，他们事事都具有时代性。宋人便以复古考古为风尚：明明是印度化的“道学”，却要推本于唐尧、虞舜“十六字之心传”（？）；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把正体，通体，俗体三种并列，宋张有便非“复古”不可；魏张揖的《广雅》是续《尔雅》的，宋陆佃的《埤雅》却不敢说“续”《尔雅》而要“辅翼”《尔雅》了（但他还采了一些当时俗语，后来古学家却大不谓然，到了明朝的《骈雅》，清朝的《别雅》等，更是专以考古为归，全不具当时的时代性了）：似此例证，不可胜举。总之，由五代至北宋，是古学今学的大鸿沟；这个原因，我又要把“唯物史观”来妄作解释，常言道得好，“物以少为贵”，写本的书不易成，不易得，不易多，不易传，到了宋朝印刷术普及了，汗牛充栋之势渐成，才觉得从前残篇断简之可贵，尊古卑今是古非今的心理，就此逐渐酿成了。然而在文学方面，民间的势力却始终没有受这种复古风气的影响，且因书籍易得，教育较易普及之故，民间文学的内容和程度实在比从前高。讲历史故事的“平话”出来了，渐渐演成几十百卷的长篇小说，竟作了平民教育的重要工具。词到两宋，作家蜂起，虽因古典盛行而渐老死，但在北方又变出新花样来，这便是“曲”：金朝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就是现今大鼓书的嚆矢；“小令”、“套数”的低唱高吟还不够那时“平民的贵族”（如蒙古王公之类）的欣赏，便扩充为连唱带做，一本四幕的“杂剧”，后来更演化而为好几十出雄伟繁缛的“传奇”了。金元时代的国语文学，是最能表现平民与文士合作的精神的。这实在也是受了印刷术发达，使文化易于下逮并易于交换的影响（可参考拙制《潮流图》第十一至十四世纪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