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而求其比较的接近活语言，又足以表达出一般平民的悲欢哀怨的，来补充这个长时代的国语文学史，《风诗》，自然是很可宝贵，应该首当其选的了，这是北部和中部的民间文学；南部的就是《楚辞》，如九歌之类，也可入选。至于先秦诸子的学术文，和《左传》《战国策》等记事文，虽不是纯文艺，但多富于文学的趣味；文体虽不能与当时语言密合，但确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普通文体，绝非秦、汉以后勉强保持强迫摹仿的死文学可比，而且所用的词头也大都是从当时语言中直接采取的；把它们算作近语的散文，实无不可。再往上推，《尚书》中的《盘庚》《大诰》之类，也可说为上古的语体散文。这都可以补选作秦以前之材料的。
（二）汉魏六朝（第一编约当纪元前200至后600约八百年间）中国实行“国字统一”的政策，在筹备“国语统一”之前二千二百年，主持者是秦始皇和李斯；中国实行“文体复古”的政策，也在提倡“文学革命”之前二千一百年，主持者是汉武帝和公孙弘。这都是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秦皇、汉武的这种功业，实在比那些并吞六国，置南海、桂林、象郡，通西南夷，通西域等等，还要雄伟；而近几年来这种运动，也实在比“五四运动”，“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其关系还要重大。本编第一章特述秦皇、汉武这两件事，可谓史眼如炬。
自从汉武帝用通艺补官的制度，推行“古体散文”用作全国统一的应用文体，同时提倡一种最时新的美术文—从《楚辞》变化出来的“赋”，此后二千余年间，庙堂上都依着这个例演化许多贵族文学；所谓“国语文学”者，其源头大都起自民间，大都是各时代从民间涌现出来的“反庙堂”的文学潮流，即如当汉初提倡“古体散文”和“词赋”的时候，民间的“歌谣”和“五言诗”也在那儿蓬蓬勃勃的盛行，这是绝不受庙堂体制之拘束的。最可怪者，它们的势力很大：“赵代秦楚之讴”，汉武帝也不能不爱，甚至于特设一条采访编制演习的衙门，叫做“乐府”，后来衙门的名称竟化为这种民间文艺的名称了；五言的《古诗十九首》以至《孔雀东南飞》等，大约都是民间之“讴”而经过当时好事的诗人之斧削的，斧削它，为的就是爱它，其动机和后来施耐庵（？）斧削罗贯中的《水浒传》而成今本《水浒传》，罗贯中斧削《三国平话》（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元建安虞氏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之一，最近有影印本）而成《按鉴演义三国英雄志传》，毛宗岗又斧削罗书而成今本《三国演义》一样。尤可怪者，它们的势力更进一步居然可夺庙堂文学之席：五言诗到了汉末，进而至于六朝，遂成文人学士最典重最流行的诗体；唐人的拟乐府，也不复视为民间之“讴”了。到此，五言诗和乐府的命运也就告终，民间又涌现别种体裁的文学潮流，轰腾澎湃的侵入庙堂了。这些关系和变迁，须合三四千年来绘成一图，便能一目了然；这图便算国语文学史的一个提纲挈要的引论，也算一个系统分明的目录（在最近的过去，我曾制有一个《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内有一栏是表明文学潮流的，可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