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之际，语文分歧，古文死了；那么战国以前，语文果然合一，古文果然是活着的吗？鄙见以为不然。战国以前，语文不但够不上说合一，而且够不上说分歧；后之所谓古文，在当时当然不以为“古”，但也说不上“活”—不是已“死”，乃是并不曾“活”。这种推定，完全是一种“唯物史观”，很容易明白的。第一，书契初兴，只是一种极简单的符号，其备忘表意的作用，比以前“结绳”的办法不过略胜一筹，岂能把整套的语言曲曲传出？说到语言，虽在太古，决不会像这路符号的简括；初民从习用的语言中，早已直接产生了文学，就是歌谣。但只能在口头耳畔相欣赏，到后来才传到竹帛上去，有些自然是伪造的，其不伪的，也一定失了本来语言的真面目；何况汉字这种符号，始终脱不了“结绳性”，是不能活泼泼地拼切古语，保留旧音的！即如《吴越春秋》（卷五）所载太古孝子作弹守尸的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据刘勰说，这歌起于黄帝之世（要是靠得住，可算歌谣之最古者，向来选录古逸的也多把它冠首），是最早的一首“二言诗”；但现在调查各地歌谣，全首都是两个字一句的实在不经见，并且唱起来的音节也不合式，所以明黄生批评刘氏“此言未知诗体”，以为“必四言成句，语脉紧，声情始切；若读作二言，其声啴缓而不激扬，恐非歌旨。”（见《义府》卷下）我想二言诗虽不是口里所有的，却是纸上能有的。现有一个比例：我们家乡湘潭地方，乡间道路多未修，满是黏土，民间为之谣曰，“落雨一锅糟；天晴一把刀”。清光绪中，王闿运先生仿《汉书》重修《湘潭县志》，在“八志”中的《地理志》内引了这首歌谣，他老先生却把它改为“雨糟；晴刀”两句二言诗了！但湘潭人谁都知道是绝对的五言。近人所以要如此者，是求句法的简古；前人所以要如彼者，也是求符号的简省：原因固然不同，其求“简”而不能密合语言则一，何况汉字这种符号，始终脱不了“结绳性”，比无论何种文字都要繁难，记载时的求简，更是人情之常了。（《诗经》的《国风》虽是采自民间，可以入乐的，我疑心有些不好念的四言篇章，也曾经受了当时诗人的斧削）。第二，上古时的“文房四宝”又是何等艰贵而笨拙啊！纸，最初用竹片儿和木板，“简”、“策”、“簿”、“籍”字都从“竹”，“札”、“椠”字从“木”，“牍”、“牒”字从“片”，至今物换而字未改；直到春秋、战国间，才用缣帛（“竹帛”二字连书，始见《墨子·明鬼》篇和《韩非子·安危》篇）；至于“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创制的“蔡侯纸”，是纪元后105年才得到政府的褒奖的（见《后汉书·蔡伦传》）。笔呢，当初用刀（但据王国维先生的考证，刀是削牍的，不是刻字的），“兔毛笔”相传是秦蒙恬才创造的（见晋张华《博物志》）；墨是用的真“天然墨”—漆，后又发明一种石汁，到魏晋时才知道把漆烟松煤造成“墨丸”，在“凹心砚”上磨而贮之（见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四库书目》作《洞天清录》）。总之，从春秋到战国，“百家争鸣”，那些著述家却都是伏在极矮极矮的杌子上，拿一枝没有兔毛嘴的小竹管儿，点着漆，在那贵重的缣帛上（或刨得很平滑的竹片儿或木板上）一笔一笔的使劲写，现在想来，真费钱！岂但费钱，且不免如金圣叹批《续西厢》的话，“费手，费饭，费寿”呢。那么，省一句是一句，省一字算一字；改复词为单词，化散文成韵语，其动机不必在文学上，实是在经济上。试想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还能委婉曲折的写出语文合一的东西来？“文房四宝”进化了，才够得上有写语体文的资格；后来印刷术也发明了，所以唐、宋以后，文愈繁，书愈多；元、明以来，可以产生那么博大的长篇白话小说；近来铅印石印的机器输入了，所以每天能出四五大张几万份的报。语文合一，到此也就没有物质上经济上的障碍了。然而这几年语体文虽通行，却还没有打白话电报的（不费钱的骈文官电不在此例），可见语言和文学上的唯物史观是不会错的，而秦以前的语文不能合一与竹帛上不能有纯粹的活文学也是无可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