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是乱世，分裂时间最长，政权更迭最频繁。战乱、饥荒和人口大规模迁徙现象一再出现。阴森的皇家儒学秩序瓦解，儒道佛的思想并举，互相改造，外来文化和中原的文化交流空前，反叛和异端的潮流涌现，文学的营养就在大一统专制的崩解之中。
文学在汉代开始专门化，到魏晋南北朝加速了这一进程，从文经联通的体系中分离。文士们看重文学跟生命体验的结合。文学和文体的自觉是一体的两面，就在当时发生。建安时代，文人创作诗歌的第一个**出现，其中的骨干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把文章写作抬高到与经书同等的地位。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里，列出的文体已有十类，六朝文学批评由他发端。而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有整体的纵深。前文提过，人物的品评，人生的艺术化思潮，有力促进了这种自觉。
章太炎说，文章大体备于七国，若其细碎，则在六朝。
魏晋兴起的玄学是以道家思想为基底的变化，并将佛学、儒家结合进去，引导人超脱实际政治，进行抽象思辨。其中崇尚自然和真的主题，是对人和文学的引导。这思考也促进了语言的积极进化。陶渊明、嵇康、阮籍是文学家，同时也是玄学家。政治斗争和战乱让文学的基调变得有悲剧色彩，太多的文人名士在这个年代惨遭杀害，生死、游仙、隐逸成为重要的主题。药和酒成为接引人和命运、超越自然世界的重要工具。（可参考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魏晋风流出现，这是新的人格之美，也是药酒文化熏染中的身体变化。隐逸主题源头在庄骚，魏晋时因为陶渊明的创作，让它登峰造极。
皇族和豪门望族共同治理国家，使平民阶层几乎失去任何入仕的机会。文学、文化上的资源又主要被皇室和贵族的集团所垄断，并代际传承，贵族和庶民的对立在文学中也有反映。左思、鲍照等人的诗歌就很能体现寒士的不满和傲气。同时，文人集团大部分都是贵族，相对于司马相如那种文学仆人，他们的人格、个性更为独立。
佛教东传是影响中国文化的最重大事件之一。佛教起源印度，东汉末年至南北朝，僧人陆续到汉地传法，经书大量翻译成中文。这一时期出现了鸠摩罗什、竺法护、支谦、法显等著名的翻译家，以鸠摩罗什及其领导的学派尤其成就显著，《维摩诘经》《华严经》可看作译经语言成就的典范。这是思想的传输和交流，也是中国语言遭遇印度智慧，焕发新气象的重大转机。南北朝大量帝王皇族扶植佛教，许多文人名士也投身佛法的研究。佛教带来新的时空观（例如前世、今世、来世的三世说，因果轮回，三界五道的观念等），这对只看重此生的中国传统思想，冲击太大。佛经中的大量故事，也对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了启发增强，同时渗透进深层的土壤，改换民间朴素信仰的形态。（可参考金克木《怎样读汉译佛典》，三联书店，2017年出版）
翻译直接导致大量新词的出现（如境界、因缘），还有音韵学的变革。翻译中对照梵语的拼音法，就可以进而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划分出声母韵母，反切就诞生了。反切的准确性离不开声调的区分，四声也因此被提出来。同时，诗乐分离从此成为诗坛主流，离开音乐单独成立的就叫徒诗。文字本身的音律需要独立关照，格律的建立于是成为当务之急。南朝时代，沈约、谢朓等人做了大量工作。对文字内部的发掘精细之后，诗歌的表现能力大大上升，外观体现为灵活工整的对仗。
这一时期的文章类型比汉朝丰富很多，跟诗歌同流的骈偶手段大量使用，大赋走向没落，抒情小赋完全占据主导。此外，书信、地理志的成就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