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先生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是这一中国转型之初的重要成果。美国费城，因有《独立宣言》发布地的殊荣，故在1926年即开国一百五十年纪念之际而举办世界博览会。黎锦熙先生受中华教育改进社嘱托，创编了中英文对照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作为中国教育展品之一，送往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荣获奖章、奖状。黎先生的《潮流图》，在绘制时得到了赵元任、钱玄同、刘半农等先生的参与校订。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古老文化向新大陆精心准备的礼品，也是借新人的眼光梳理自家家底的产物。
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礼物。时至今日，无论是收礼的西方还是送礼的中国，对这一作品的意义仍不甚明了，但中国语言文字、文体文学四千年的来龙去脉有了一目了然的景观，黎先生取法山川河流来比附我们的母语演化，如此形象和简明，几乎空前绝后，后来的中国文学史、汉语史与之相比，基本大同小异，而在形象和简明上，多有不及。类比同时代受西人影响的哲学史（如胡适等人的作品）、历史（如顾颉刚等人的作品），黎先生的作品反而少了一些“民族虚无主义”。
从胡适以降，留学归来的知识人跟国内知识界结合，争到了以西学整理自家文化的地位，在整理“国故”的名义下，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被割裂了。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传人确实有起点即高标的业绩，有中西兼备的视野，有开拓之功；但后来者不肖，因为自己的浅陋无知而仰视民国知识人，对其缺陷、短板几无所知。
其实，就在当时，有识之士一再提醒，中西文化的交流要有文化主体性，如陈寅恪说：“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随后不久，王新命等人哀叹：“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得中国人。所有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新文化运动以现代性的名义，一度坐实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命运，封建专制文化的判词使得古典文化在国人心中多是值得怀疑、批判、解构的。
后来的王汎森先生观察说，中国文化在民国知识人眼中从一个整体分裂成一个个思想分子，“原来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无论引进西学的“拿来主义”，还是整理国故的“中西体用”，我们都能看到民国知识人身上有“知识自负”和“隔膜”的嫌疑。
自负跟自卑辅成，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精神或科学思维面前，很多知识人难以想象，文武周孔以降，中国一流的头脑和心灵，会去关注《易经》，会去格竹子，会去思考阴阳五行，会去探索山医命相卜。很多知识人为自家文化中这些“不科学”“无逻辑”的现象而感叹，而庆幸自己获得了科学和现代的救赎。但这一自负、自卑都源于自己的知识不足，这一现代转型期的自以为是只不过是历史大潮中的泡沫，它们并非潮流本身。
正如本书著者之一解说《潮流图》时所说：“在今天再去回顾，会发现现代民族国家，资本经济体系、殖民贸易、议会民主、国民教育、个人主义，将文学学科化的社会分工，臣服于未来的时空观，是西欧基督文明演化出的整套架构，成型不过两百年左右。它在其他文明地区的快速输入，所造成的震**巨大，这震**至今尚未终结，制造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伤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