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音字母公布后，学术上、技术上的争议不少，做了一些调整。最重要的是由国音变成京音，由不规定声调变成以京调为准。
1912年国音统一会没有审定声调。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方案规定的四声点法，是把传统读书所用“圈破法”的圈改作点而成（图64），主要是给临时手写记音用，不适合排版印刷。对于声调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吴稚晖一贯的“草鞋主义”。吴稚晖认为语言文字工具如同鞋子，应以当前合脚适用为准标，“灶婢厮养”的粗人是搞不懂四声的，不必分别太精细，能表情达意即可，可以一边使用一边根据实际需要修改。（参见《草鞋与皮鞋》，载《吴稚晖学术论著》第三编）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临时大会上，汪怡提出不分四声，单分长短（长音即平声）。钱玄同提出“国音不必点声的议案”，建议以“词类连书”帮助区别声调。当时胡适、黎锦熙等都不主张标调。于是大会决议：“教授国音，不必拘泥四声。”如此，1932年之前，小学国语课本的注音往往不标调，甚至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字典》也没标调（图65）。
图64 注音字母四声点法，1918
图65 《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订正
减少限制自然是好意，但没有标准却会造成混乱。1921年第三次大会上，黎锦熙的弟弟、本来主张废除五声的黎锦晖（1891～1967），提出了《呈请教育部公布国音声调标准案》，因为他在开封、上海教了半年国语后发现，实际教学中如果不标声调，师生无所依托，带来很多麻烦和混乱。他主张以北京调为国语的声调标准，用赵元任的标调法。因此1922年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书法体式》就采用了他的提案。于是“满脸麻子”变成了“满脸帽子”。
又有国音和京音的争议。1918年吴稚晖在读音统一会原审定的6500多字国音基础上，增补了6000多字，一边准备出版，一边交国语统一筹备会校订。1919年《国音字典》出版。《国音字典》没有标声调，引起了教育界的混乱和争议。南京高师的张士一1920年著《国语统一问题》，主张教育部以北京话作为标准语的定义，予以公布，然后组织专家详尽地分析标准语的语音，在此基础上重新制配字母。这在学理上是很正确的，但等于把前面所审定的国音、所制的注音字母推倒重来。同年8月，第六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开会，决定“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正《国音字典》，即行颁布”。同时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在常州开会，通过议案，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并暂时不执行教育部年初公布的《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的规定。
1920年12月，吴稚晖、黎锦熙等到南京与张士一、顾实等讨论，没有达成一致（黎锦熙提出教师自行按“国音京调”教学的主张，被称作滑头办法）。12月底教育部公布《国音字典》，所附教育部训令中对争论做出解释和回应说：读音统一会审定的是“普通音”，即所谓官音、官话音，是数百年来流传的读书音，是有资格并适宜全国通行的。北京音在国音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国音字典》所注字音，九成以上与北京音相同。至于声调问题，注音字母仅列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并未指定五声的方言标准，这是因为全国声调“千差万殊，绝难强令一致”；语音统一只求能顺利表情达意，至于绝对一致，不仅做不到，实际上也没有必要。
这个解释也是“草鞋主义”的。如前所说，不加限制或降低要求不等于不要定标准；没有标准正是引起教学混乱，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不过争论确实改变了专家的看法。前文讲到1922年教育部公布的《注音字母书法体式》中，采纳了黎锦晖上一年的提案。1923年国语统一会成立了17人组成的《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因缺乏经费，1925年才开会，推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完全按京音、京调逐字审音。1926完成《增修国音字典》稿，国音和京音的争议才算了结（参考图66）。
图66 《国音常用字汇》，1932（此据1933年第3版） 据《增修国音字典》稿编成
图67 新生活须知
1928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30年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在吴稚晖的推动下，由政府推行注音字母的提案得以通过。当时教育部长蒋梦麟很热心，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等一致参与提案。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吴稚晖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提出把注音字母改称“注音符号”，也获得通过。此后在中央党政机关开办了“注音符号传习会”。不过大好形势维持不到一年，气氛又平淡下来了。1933年以后，国民党忙着“围剿”，学校开始“读经”，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了。
图68 注音符号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