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先生说，清末以来有三种对待汉字的思路：（1）汉字改良，尽量采用简体字。（2）汉字改换，加注音，“注国音可，注土音可，注于文字之旁可，单用而注出口中之语亦可”。（1930年4月19日国民政府训令）（3）汉字改革，另造一种拼音文字。注音符号是汉字改换，国语罗马字是汉字改革。而汉字改良发展最慢，1930年代初期仍在研究讨论中，未能实施。（《国语运动史纲》18页）
1922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钱玄同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载1923年《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联署。提案说：
我以为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我们当然应该竭力去进行。但这种根本改革，关系甚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方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他主张减省汉字笔画，应该基于当时通行于民间的简体字，主要是宋元以来俗字。如果不够用，可根据民间俗字的八种构成方法添造新字，主要用草书楷化（東作东）、采用古体（禮作礼）、同音假借（薑借姜，乾借干，幾借几）三种方法，其余整体删减（壽作寿）、仅写部分（聲作声）、部分简写（劉作刘）、改用简单音符（燈作灯）、另造简体（竈作灶）五种方法少用。
提案说：
这种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在明清以降，今日以前，都是用在账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上面，所谓“不登大雅之堂”者。我们现在应该将它竭力推行，正式应用于教育上、文艺上，以及一切学术上、政治上。
我们不认它是现行汉字的破体，认它为现行汉字的改良之体。正如我们对于白话文学一样，不认它是比古文浅鄙的通俗文学，认它是比古文进化的优美文学。
这种“向下”的眼光，与当时的民主潮流、白话文运动、民间文艺运动等是一致的。这个提案通过后，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
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凤谦（高梦旦）和中华书局的陆费逵都表示支持，他们清末以来一直是这样主张的；只是钱玄同主张重印古书也用简体字，他们表示可以不必。
当时胡适、黎锦熙等人认为，简体字应该在民间流行的简体（“破体”“俗体”“小写”）字的基础上收集整理，而不是成体系的新造。胡适说：
我是有历史癖的；我深信语言是一种极守旧的东西，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但我研究语言文字的历史，曾发现一条通则：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从这条通则上，又可得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这两条原则，是我五年来关于国语问题一切论著的基本原理，所议我不须举例来证明了。（1923年《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卷头言）
黎锦熙说：
“小百姓”运用汉字本来是很有限的，他们业已“创造”的“破体字”，如果调查齐全，我想没有什么不够。假如不够，不够就不够吧。最大限度也只能在将来的《简体字谱》中再挑一些“固有而较适用”的出来大家提倡，却不可创造新的，因为“简体字”的“创制权”完全操在“小百姓”手里，文人学士乃至政府都不可滥用此权，滥用了也是行不通的（唐朝武则天皇后就可为证）。（《国语运动史纲》25页）
他认为新造的简体字和新造的拼音文字，对“小百姓”来说是一样的难学，一样推行困难，还不如直接推行后者划算。假如新造简体字推行后，繁体字同时存在，麻烦就更多了。他提出一个“自然”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