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雪最深时，公路到我家的路，足有半英里长，好像成了一条弯曲的虚线，每两点之间就有一大段空白。接连一周。天气很平和，我总是跨着相同的步数，迈着大小相同的步伐，小心走路，像圆规画出的那么准确，沿着自己深深的脚印前行。冬季将我约束在这条路线上，而脚印里，常装满了天空的蔚蓝色。其实，无论天气如何，我的步行都不受严重的阻碍。也就是说，我出门常常踩着厚厚的积雪，步行8英里或10英里。而我出门是为了赴约——我与一棵山毛榉、黄杨或松林中的旧相识，安排了见面的时间。那时冰雪把它们的树枝压得倒垂下来，树顶就更尖，雪后松树的样子更像铁杉木。有时，我在2英尺深的积雪中跋涉，往山顶走去，每迈出一步，都要将头上厚厚的积雪摇落下来。有几次，我甚至手脚并用爬着前行。我知道，此刻猎人们都躲在家中过冬呢。
一天下午，我兴致勃勃地观察一个全身长满条纹的猫头鹰。在晴朗的白天，它在一棵白松的一个枯枝上休息，我站在离它不到一杆远的地方，每当我向前移动，步履踩在雪上都会发出声音，它能听到，但它看不清我。我弄出很大声音时，它就伸长脖子，竖起颈上的羽毛，睁大眼睛张望，但立即又把眼皮合上，开始打瞌睡。我这样观察它半个小时后，我自己也有了睡意，它半睁着昏昏欲睡的眼，像一只猫，是猫有翅膀的兄弟。它眼皮之间只开了一条小缝。它以此与我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它从梦乡中望着我，努力想弄清我是谁，我是什么东西，难道是它眼中的一粒灰尘吗？最后，也许因为声响，也许由于我的接近使它不安，它在丫枝上缓缓转身，好像我惊扰了它的美梦。当它展翅松林中飞翔时，它展开的翅膀出人意料的宽大，但我没听到一点翅膀扇动的声音。它在松枝间飞行，好像不用视觉，而是靠直觉，好像它羽毛上有精密的仪器。在黑暗中，它向一个新枝头飞去，栖息在上面，看上去很安详。这回，它可以安静地睡到天明了。
我走在一条贯穿草地的铁路边，阵阵寒风直透骨髓，因为这里的冷风比其他地方的更自由。当霜雪抽打到我的左边脸颊时，虽然我是异教徒，但我还是把我的右颊也贡献出来，供它吹打。从勃里斯特山来的那条马车道，情况与此相同。因为我还是要去镇上的，就像一位友好的印第安人那样。当时在宽广的田野上，白雪被狂风席卷着，堆积在瓦尔登路两旁的墙垣间。行人留在雪上的足迹，不到半小时就又消失不见。在回来的路上，我又迎上一场新的风雪，我苦苦地挣扎。狂啸的西北风，在马路的大拐角处堆起银粉似的雪花，你根本看不到兔子的足迹，更别提田鼠的细小脚印了。但即使在深冬，在温暖松软的沼泽地带，青草和臭菘依然呈现绿色，还有一些傲寒挺立的鸟，依然抵抗着风寒，等待春天的来临。
有时，虽然有雪，我依然坚持散步。回来时，我发现家门口有一排伐木者留下的很深的足印，从屋里延伸出来。火炉旁，有一堆他削的碎木片；屋中，还飘**着他烟斗的味道。也许，在某个周日的下午，如果我正好在家，我能听到长脸的农夫踏雪而来的吱吱声，他穿过森林，走这么远的路，专门为了与我聊天。他是农庄人中少见的人物，经常身着一件工人服，而非那种类似教授的长袍。他讽刺教会或国家的道德信条时，好像他运送一车马棚中的肥料一样，信手拈来，头头是道。我们聊起了淳朴原始的时代，那时候，人们在寒气逼人的气候条件下围着火堆，席地而坐，头脑清醒。如果我们聊天时，没有水果可吃，我们就用牙齿咬开一些坚果——那是聪明的松鼠丢弃的。而那些外壳最硬的坚果，里面往往没有果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