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入深渊反而踏实了，就在深渊里写作。记得林风眠先生说的，“我像斯芬克斯，坐在沙漠里，每一个时代皆自誉为伟大的时代。可伟大的时代一个接一个过去，我依然沉默。”
历史呼啸而过，王朝是历史之鞭下的陀螺。
张岱不再恣意放纵，不再叛逆，而是沉浸在深渊里静默观看，回忆思索如梦一般的绝代风华。
对痴人不能说破梦，于是，他痴于梦而将醒沉于梦底。王国维与张岱一样痴，却又绝望于梦醒，于是，将醒沉于湖底。而张岱在梦底，每忆一美，每一忏悔，每一记之，每一泣之。
这期间，他完成了《石匮书》这部重要史学著作，以告慰他的老友祁彪佳。当年他想与祁彪佳同殉大明，老友不允，嘱他汉人的历史要汉人来写，要他活下去，完成《石匮书》。他有这个能力，可以说他甚至比谈迁、全祖望、査继佐更有资格列为“浙东四大史家”之一。
《陶庵梦忆》留住了文化的根，无论阳春白雪，还是市井玩好等诸诸般般，都在他伤心的俏皮绝句里纷纭呈现，一部汉文化两千年的百科全书。
这是一卷张岱手里的“清明上河图”，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从北宋末宣和年到大明末崇祯年，从开封汴梁走到会稽山阴，襟带扬淮、金陵、苏、杭，汉文化走了五百多年的锦绣之路，以其丰赡培养了一批百科全书式的士人精英。
《陶庵梦忆》在前，《红楼梦》在后，张公子的痴狂启示了贾宝玉的叛逆，又无可奈何轮回为世俗观念中的痴癫，最终被逼向出世；而曹雪芹的痛惜与悲悯，则在缅怀张岱那一时代的华彩中萃取并挽留了中国古典风范。一部伟大的作品，必有诗性和人性打底子，表现苦涩的时代之狂。
明代狂人多，“狂”的代表有两位，一位是思想家李贽，另一位是艺术家徐渭，此二人皆以“狂”名世，亦因“狂”而被世人铲除。李贽是狂人的先驱，徐渭是张岱的父辈；李贽要我理我穷，我物我格，其狂若高高山顶行；徐渭则要泼墨大写意，其狂光芒夜半如鬼语。
徐渭去世的第三年，山阴同郡张岱出生。张岱少年时就痴嗜徐渭之狂格，遍访搜集徐渭诗稿，二十六岁时刊印《徐文长诗稿》。狂人陈眉公是张岱的父辈，也是他的忘年交；狂人陈洪绶是张岱形影不离的至交同伴。
清人入关，国变传来，陈洪绶正寓居徐渭的青藤书屋，悲痛欲绝，纵酒大哭。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说他这位兄弟，国亡不死，不忠不孝，其实那是在痛责自己。去年还同王铎泛舟杭州水上，谈书论画，转年就看他开南京城门投降清人，以张岱的痴狂，内心将起怎样的波澜？
葬完义士祁彪佳，陈洪绶作陪，张岱在自家府邸，接驾鲁王朱以海，并请鲁王观赏自家戏班演出的《卖油郎》，以此绝唱辞别鲁王，归隐山林，表明自己的决绝心迹。几年后，他的次子欲博取功名，去参加大清顺治十一年的省试，寄身于异族篱下为臣。想来他也别有心情，一种烟波各自愁吧。幸亏还有一座文化的江山，“愁”还有个去处，在《陶庵梦忆》里慢慢纾解。
晚明士人心苦，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商品经济中，他们以放纵寻求自由独立的人格样式，以“痴狂”的天真与稚嫩，从太湖流域啸傲到西湖岸边，以为找到了新时代的自我定位。
“痴”如一盏灯，可以风雨夜行，做一番独特的游历；“狂”如一把火，如一道闪电，如一个霹雳，就如同闻一多诗里说的“爆一声咱们的中国”。但一切还未及成型，便被野蛮打得七零八落，凋零一片了。
文明倒挂了，落后战胜了先进。明亡后，在这巨大的历史时差中，顾炎武似乎想通了一件事，那就是：亡明可以，不能亡天下。而天下就是中国文化，读书人要守住文化的根，作最后的抗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陶庵梦忆》以审美的眼光，一边扫描文化中国，一边留下了珍贵的中国文化之遗产。今天，我们读狂人书，似乎可以触摸到文明的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