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濂是一位生活美学的杂家，或者说是艺术界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北京鸿胪寺工作了一阵子，因外交礼宾司的应酬索然无味，便辞职回杭州隐居去了。就在西湖，他每日烹茶煮字，写了不少好文。也许有人不知高濂，但只要请出他的拿手好戏《玉簪记》，你还来不及拍脑门，就再一次乖乖进入剧情。尽管这出爱情喜剧已经唱了七八百年，获奖无数，我们依然对它有种历久弥新的陌生惊诧感，就像今日追剧《牡丹亭》。
明代万历年间文艺气象风调雨顺，孕育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文艺巨人。仅戏剧舞台上，就有魏良辅、汤显祖、高濂、沈璟、徐渭、张岱、李渔等这般锦绣人物，他们比肩喷薄，启蒙了那个时代，万象生焉。他们与莎翁生逢同代，风月同天。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啊？为什么山川异域却都流行戏剧？因为那是一个人类精神发展同步的时代，性灵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象征，人们为之狂欢的人性指标或人文数据，已经给出了文艺复兴的节奏。只可惜汉文化在它达到了最高峰之际，突然被北来的马蹄硬给带出一个拐点。
与今天追剧娱乐至死不同，那个世纪的戏剧担待了一代人断崖式的精神跳水，这里清溪欢畅，就在这里嬉戏，先知先觉的大师们为时代洗澡。他们在戏剧里大胆抒发“人欲”对自由审美的追求，将被“天理”桎梏于深渊的男女爱情打捞出来，直接晒于太阳之下。陈妙常与潘必正的自由恋爱，刷亮多少双爱情的眉眼，抛出爱情的抛物线，打散了“理学”因过度对称而僵化的几何线条。人情的世界，性灵是不对称的，或倾而不倒，或危而不慌，孤独的、个性的、欢畅的、寂寞的、敢爱敢恨的、无拘无束的。
跌宕起伏之后，《瓶花三说》，有种偷着乐的闲逸之美，它们是生活中的小景小情，但不能没有，想象一下，在万物冻僵之时，瓶花直如雪夜烛光，有种复苏的力量。
在小情小景上，明人比宋人简约。他们只享受短暂的美好，欣赏鲜花的可爱，在于不留恋，不永恒。他们只写花瓶里的花，在书房与花之性灵一期一会。
春生、夏长、秋获、冬藏，四季在每一个华丽转身之际，都会给人一个阳光灿烂的启示：一年都是好景致。但，春夏揖别，秋去冬来，四季在时间的秩序里却无缘聚首，花落花开，瞬息无常，怎么办？被美宠上了天的宋人有想象力，他们创造了“一年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有一段描述，他说，京师妇女喜爱四季花样同框，从首饰、衣裳到鞋袜“皆备四时”。从头到脚穿戴四季花样，把每一天都过成了四季，谁说寿世无长物呢？他们用审美延长了生命的质量。
人间有味是清欢
如果说宋人养生很文艺，到了明人养生，便开始“知行合一”了。当人性的内在被发掘出人欲之灵时，承载性灵的肉体得到了尊重和重视，尊体养生的生活意识便带来了生活方式的美学提升。高濂还总结了一套美学养生法，并为此著书立说，书名《遵生八笺》。其中“四时调摄笺”，恐怕是养生哲学中最接地气的一段。春天去苏堤看雨，看桃花零落；端午日喝菖蒲酒，将生长在小溪里的菖蒲打成粉，或切成段，泡酒喝，端起酒杯，诗意便会津津舌尖上，“菖华泛酒尧樽绿”，一杯美妙入喉，如树下饮长夏，比用“天理”调理“人欲”更令人安慰。五脏六腑遵循四季的安排，顺时调摄，信仰月令，在二十四节气的芬芳舒缓中，为养生立宪。摆脱禁欲的道学权威，一切自然的欲望都被允许，才是最愉快的养生疗法。养生尊体，养成君子玉树临风，才是天理。
回归自然，是中国文化的宿命，中国人几乎一边倒地宠爱自然。首先以自然为师，在向自然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生活的经验。其次，以自然为主要审美对象，借自然之物言志抒情，从自然中获得无限的审美快乐。
公元十世纪，荆浩从体制内出走，走进太行山，面对完全没有意义压力的大自然，自己给自己定义，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给自己的定义一样，我是我自己的国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