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梦忆》是晚明繁华世相的一个立此存照，张岱是悲凉的，他披发归隐，不与新朝合作，将生命终止于前朝旧梦中，供后人凭吊。
李渔把生存过成诗
明清之际，历史轰然飚过，尘埃落定之后，新秩序下，人们还得照旧生活。生活与生存不同，生存可以将就，而生活就要讲究；生存遵循自然规律，而生活得遵循价值规律。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荣辱得失是价值规律。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告诉我们“闲情”是生活，生活是生存的偶得，必须料理好生存，生活的感应频率才会显现，在生存之闲时必须锦上添花，才是人的生活。
不必忌讳锦上添花，“添花”应该是人生的坐标。
李渔的一生，是一介寒士的奋斗史。
他总是涉险于贫困的边缘，起伏如冲浪，但无论浪尖还是谷底，无论前浪还是后浪，他始终会坐在浪尖上，抓住瞬间的峰巅，钟情于生活的审美，沉浸在生活的所有细节与趣味里，顽强地活出品位来。他对生活的挚爱，使他给予《闲情偶寄》的精神基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执着。他写作，带戏班子演戏，携一大家人游历，品吃、养生、造园子，把一个“芥子园”营造成生存与生活的“两重天”。事实上，有关生活的品位，他都不妥协。
李渔比张岱小十几岁，为同代人，两人时间重叠，但他早于张岱而逝。他们，一个生活在过去的回忆里，一个生活在当下。隐居后，张岱开始写《陶庵梦忆》，直到一百三十年后，西历1775年，乾隆四十四年，这本书才面世。而李渔五十六岁时，便开始总结他的戏剧理论和生活美学，着手著《闲情偶寄》，1671年刻印全稿，与张岱的《西湖梦寻》同年付梓。看来，李渔没有读过《陶庵梦忆》，甚至在写作《闲情偶寄》时，亦未睹《西湖梦寻》。而张岱则有可能知道或看过《闲情偶寄》？不知两人是否有过交集，以张岱对戏曲的痴，不会不知道李渔，他在《陶庵梦忆》里说：“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可供一刻受用。”这说明他们“性相近”呐，也许他们因生活于不同圈子而“习相远”。一个是富家纨绔，一个是乡里村娃，习惯必然霄壤。
李渔萍寄杭州发展时，张岱在绍兴快园隐居，还时常泛游西湖。不过，那时张岱已经隐逸，写作、挑水、莳田；而李渔正一边游走于达官贵人的府邸讨生活，一边在市场里寻求安身的方寸，以他有骨有节有性灵的审美原则，才不至沉沦于“唯物”的生存。
李渔身上有市井气，这是张岱不具备的。李渔是金华兰溪伊山头村人，游埠溪从村里流过，舟行数里，就到了游埠镇码头。码头，唐初就建了，唐代诗人戴叔伦曾放棹兰溪，有诗句“兰溪三日桃花雨”，此后有几位大诗人都来过。小时候，李渔常从游埠镇码头乘船到衢州看各种戏班子演戏。那时，镇上百业兴旺，码头有“三缸”（酱、酒、染）、“五坊”（糖、油、炒、磨、豆腐）、“六行”（米、猪、药、茧、竹木、运）、“十匠”（铁、锡、铜、银……）等，四方贾商云集。
中国士人一般都会自带诗文气，而对市井气则避之唯恐不及。一介寒士在体制外生存，必须有市井气。李渔就是这样，可以建园造景，可以自带戏班子，亦可写畅销书。不愉快就迁徙辗转，把一个大家庭背在肩上，或建在书斋园林中，一家人过着自由平等真爱的生活，艰难的生活硬给他过成了一首有结构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