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社交非常单纯。你有弹球，我们撅着屁股来一局五坑，你就是我哥们儿；你有洋画，咱俩蹲在街边拍上一沓，马上就成了兄弟。成年人见面互相上烟，孩子也是，兜里如果没有点玩意儿，都不好意思张嘴搭话。要是对方兜里掏出的不是洋画而是贴画——这两者在当时有两倍左右的价差——那么必然是对对方刮目相看。而这些，都需要零花钱供给。
还有一部分钱是用来买真正喜欢的东西。
旧时北新桥路口东南角，就是现在簋街的西口，有一片玩具摊儿。老北京大爷大妈们用从白沟批发来的各种便宜假货无情地赚取着孩子们的零花钱。假货糙得很，比如红身子绿腿这种配色极具农村大秧歌风的土得一塌糊涂的变形金刚，又或者是脑袋、身子和屁股都不是一个人的拼凑起来的特种部队的兵人，还有一些粗制滥造的刀枪剑戟和长枪短炮以及画工粗糙、印刷劣质的洋画，当年最是常见。对于攒钱不易的孩子们来说，需要有一双善于淘换的慧眼才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逛摊子的时候，有的孩子背着手，顺着摊位慢慢溜着，不时低头看看装在一个个小盒里的配件，希望能给自己的兵人配上把趁手的武器；有的孩子站住了，专心地把玩一个巴掌大的六面兽，看那些关节是不是顺滑；有的孩子弯着腰，一只手掀着，另一只手扒拉着成堆的洋画，打算从里面挑张最顺眼的。
两个孩子互相一照面，微微点头一笑，如有认识的，会把淘换来的好东西拿出来交流。
“你这张洋画里黄金圣斗士那么多？哪个摊儿上买的？”
“就这一张了，让我给买了。剩下那些都不灵。”话里带着满满的得意。
“你这特种兵腿可折了啊，就这儿，你瞅。”
“哟，还真是，我找那老太太换去！”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晚了不认了。我给你证明不是你掰的！”透着那么一股子仗义。
老东城兜里有点闲钱的孩子们在此聚集、挑选、消费，用未老先衰的口气和北京孩子特有的充满零碎儿的语言交流着，像极了儿童潘家园。
有一年过年，我去舅姥爷家串门儿，得了十块钱压岁钱，心里乐呵，出门就奔了北新桥淘换东西。
在摊儿上走走停停间，突然眼睛一亮，看见一个盒装的两拃来长的短笛大魔王，无论从做工、配色、上色、关节活动程度都堪称少见，相比起来，其余的垃圾顿时暗淡无光。一问价格，也是鹤立鸡群，老太太张嘴要八块，一听一哆嗦。
八块钱是什么概念？五毛钱一张的八开的洋画能买十来张，两块钱的假G.I.joe兵人能买四个，以当年儿童的消费水平来讲，这个价格可想而知。但是当年正流行七龙珠，我是打心底里喜欢，拿起来就放不下，于是张嘴杀价，杀到七块时，老太太死活就不搭理我了，一副“爱买买，不买滚蛋”的架势。人家老太太见天儿看多了流着哈喇子、自以为聪明的砍价弱智儿童，我这小麻雀到底斗不过老家雀儿，最终乖乖地掏了七块钱，捧着我心爱的短笛回了舅姥爷家。
路上我一边摩挲着玩具，一边琢磨着：虽然过年时家里不太管零花钱怎么花，但是刚到手十块就花七块钱巨款买一玩意儿，肯定要挨说。于是我决定，回家要是有人问，就说是两块——兴许大人都在打麻将没人问，事儿就遮过去了。
进了家门看见我姨带着我弟来了，我心说坏了，人算不如天算，走路踩狗屎出门见乌鸦。果然小崽子一看见我的短笛，伸手就抢，不给就哭，根本停不下来。
我姨没辙了：“刮啊，刚买的？”
“嗯。”我臊眉耷眼儿地应付。
“多少钱？”
“两块。”我按照既定方案执行。
“嘿，不贵啊，来，给你四块，麻烦你给你弟买一个去，再给自己买一个！”
我接过钱，头一次体会到了文学作品里沉甸甸的感受。我佯装高兴，心中滴血，把刚才老太太找我的三块钱添上，咬着后槽牙又买了一个，吃了个巨大的哑巴亏。
回家爸妈问我怎么没给自己买，我只得谎称钱丢了，最终这顿骂还是没躲开。
从此之后我就很少说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