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带孩子在商场的儿童乐园里玩，休息时我拜托儿子去隔壁超市买酸奶，让他挑自己喜欢的，顺便给妹妹也买一份。
我给了他一百元钱，跟他说：“剩下的钱你自己留着，当零花钱。”
我算了一下当前市场上主流偏上的进口酸奶价格，两盒酸奶买下来，这个盈余对孩子来说不算低了。
不知道是现在的孩子不缺钱还是没有用钱的地方，或者我儿子还没开窍，他听见“零花钱”三个字并没有表现出我预想的开心。
然后他平静地攥着钱进了超市。
我小时候对钱有着异常的敏感是在二年级时，我爸为了奖励我考试“双百”，给我端回来一台任天堂红白机。
当年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经常会在商场里耗上一会儿，看着售货员的孩子放学后在柜台里面肆无忌惮地占着公家便宜，玩着展示用的游戏机。如果假模假样地为他叫上几声好，算混好了关系，就能在他喝水撒尿时接上一两把。因为长期盘桓于柜台前，我对那个绿色价签上红色醒目的“245元”记得非常清楚。
245元人民币，在20世纪80年代，相当于一个职工两个多月的工资，加上一张四合一游戏卡，得三个月工资才刚刚够——如果按现在北京平均收入，相当于拿出至少三万块给孩子买个玩具，手笔之大令人咂舌，恩情之大我无以为报，只好用天天玩来报答。
我之前从来没奢望能拥有这么昂贵的玩具，所以当我爸提着被捆成“田”字形的一个大纸盒子回来时，我以为是他周末去我奶奶家蹭饭打包的稻香村点心匣子。
当时他一句话没说，把盒子放在我面前，转身就走，神情冷漠，独孤求败，谁与争锋。
当我准备偷吃个桃酥时，才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当即热泪盈眶，奉献出了自己的初跪。当时觉得我爸的背影异常高大，几乎快顶到我家两米七的天花板了。
那台游戏机让我一度成为楼里的风云儿童，买来的第二天就有小伙伴来敲门。我爸一开门，小伙伴恭恭敬敬地九十度一鞠躬：“爸爸，我叔叔让我问问能不能跟刮刮一起玩会儿游戏机。”脑子和嘴巴都激动地瓢了。
从那时候起，我对钱有了直观的概念：钱可以让人开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种开心超越了放假，超越了春游，超越了每礼拜二下午少上的半天课。
当年的孩子可能会有几次拥有奢侈品级别礼物的机会，诸如我的体验，但那种开心的时间并不长，到后来我自己的体会是，真正能让自己可持续开心的，还是拥有自主支配的零花钱。可惜这种零花钱非常少，春游的时候家里能给上一块两块，平时几乎不会给。
我从三年级开始在学校练田径，每天三点半放学后练到六点半，结束后饿得跟野狗一样。校门口常年有个用汽油桶烤白薯的摊子，每次路过那桶烤白薯，香气扑鼻，口中生津，神魂颠倒，不能自拔，恨不得像动画片里的杰瑞一样被奶酪勾引得飞起来。
我有个队友家境稍好，兜里时常有个块八毛，于是他就可以很骄傲地买上一块比两个手指稍粗的小白薯，在我面前表情夸张地吃个干干净净。在跑步时，他鲜少胜我，但在吃零食方面却赢了个彻彻底底。我因为嫉妒而嘲笑他买的白薯太小，他不以为然，一边翻着白眼一边认真啃着白薯皮甩着片汤话：“你懂个屁，小的烤出来才好吃，一吸就成，都不用嚼，跟融化的糖一样甜，像喝蜜。”他作文写得一塌糊涂，形容烤白薯的词汇却异常丰富，行径令人发指。
我虽然馋，但如果我能得上点零花钱，我会攒下来。有那么一点儿小积蓄会让我心里有安全感，让我有可以选择的自由感。我有时候会去逛个商场，在众多零食间游走，寻找“我可以买这个”“我也可以买那个”的幸福感——尽管我根本不会掏钱买。
我的零花钱不会浪费在吃喝零食上，我的零花钱有很多刚需的用途。
比如，零花钱的一部分要用于社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