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儿童节总牵扯出一系列问题：谁来过？怎么过？我曾经写过一篇《六一成人作妖节》的文章，叙述了一下我小时候对儿童节的魔幻印象，显然我当年不太能在那个日子里感受到比较明显的快乐。
我们一直在过的这个国际儿童节起源是比较沉重的，本是为了悼念1942年6月10日的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保障儿童权利，但时至今日，世界各地人民约定俗成地认定了儿童节应该由儿童来过——显然反战不应该是儿童操心的事，保障儿童权利的任务也肯定不是儿童自己的，那么，儿童节里孩子们就没必要苦大仇深，还是要过得开心快乐一点儿。而是否能达到这一目的，成年人的心思就很重要。
可惜，大多数家长并不太能把握什么能让孩子真正地快乐。我并不是抨击这一点，家长们也很可怜，因为我们有时连什么是自己真正的快乐都搞不清楚。
成年人大多缺乏对“没用”追求的勇气，在“有趣”方面更是极其匮乏。
去年春节的时候，我的俩孩子得了点压岁钱。当今孩子对金钱大多没概念，为提高他们的金钱意识，我决定带他俩去玩具商店，承诺他们在一定资金范围内，可自行选择一件至若干件玩具。
一个比我女儿稍小的小姑娘迷失在小马宝莉专区，抱抱紫悦、摸摸苹果嘉儿，做出“哪样都是心头好”的姿态无法选择，盘桓许久后，做出终于下定决心的样子，拿起了一盒有城堡场景的玩具抱在怀里，转身看向她妈妈。
她妈妈看了一眼那玩具说：“好闺女，咱不买这个，咱们去那边看看！”说着指向另外一个区域。我看过去，那边展示台上摆着一些诸如立式算盘的拨弄着玩的所谓益智玩具。一个小女孩，在这个年纪，如果一门心思以拨拉算盘珠为乐，当真是天赋异禀的会计之王了。
果然，那小姑娘往那边一看，不答应，坚持要买手里的这盒玩具。她妈妈从她手里拿过那盒玩具，看了看说：“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然后放回架子上，嘴里哄着拉着哭唧唧的女儿走了。
在男孩玩具区和毛绒玩具区，我又看到有两位家长分别否决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选择，用的都是“这东西有什么用啊”的理由——我认为这几位父母心目中懂事的孩子应该仰起小脸说“爸爸妈妈，咱们走，回家你们给我报俩辅导班！学习使我快乐！”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我妈当年倒掉我一抽屉玩具的时候，跟我说的就是这话。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那个时代烙印在血液里的某种匮乏感，这种匮乏感会随其一生。比如，我父母小时候那个年代，最大的问题是各种物资都不太丰富以及没有什么可读的书，总之是有用的东西不多，于是在他们成了家长后，一切在他们眼里应该能使我开心的事物就都应当是有用的——当然打扮得干干净净自然是很好的，读书本身也是我喜爱的，但这些事物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都太有用了，并不足以撑起我真正的快乐。
当年，我人生最大的意义是我奶奶家院里一墙角的木棍子，那是我在周边小公园里精心挑选的长枪短炮、冷热兵器，粗细不同、手感各异，每一件武器都能带领我杀向一个战场。它们是我心头至爱，我每礼拜去奶奶家都要把玩一番，有一根特别粗长的愣是被我玩出了包浆。我有时会沉默地举着一根棍子站在夕阳里，有时嘴里嘶吼着将它们挥舞在风中，或者抱着一根树枝盘腿坐于院子中间。我脑子里都是话，眼睛里都是画。然而我家里人不能理解，认为我涉嫌中邪，一进到这个院子就开始间歇性犯病，于是决定把这些垃圾清理掉。
这些树枝被清理的时候，我哭得撕心裂肺，如此歇斯底里，以至于他们在清理每一根时都撅折后再扔，以为我在里面藏了金条。最后得出结论，这些破玩意儿屁用没有。
没有人能理解我为什么对这些破烂情有独钟，我也并不打算给他们解释——事实上，我相信这件事是解释不清楚的，我最大的任务是再去捡一墙角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