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人这样评价自己：“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今天觉得诚信是很了不得的品德，但是在孔子看来“言必信，行必果”是“硁硁然小人哉”的行为。这里的“小人”不是骂人，是指德行境界不高的人。“言必信，行必果”，只能算普通人中铿锵有力的守信者。
子贡有一天问孔子，怎么才能够算是“士”。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追求成为君子，成为比君子低一点的“士”也很了不起。《道德经》中有云：“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说的是“士”很了不起。
有目标、有追求，对自己的道德修养有要求的人，叫作士。
如何才能够成为士？
孔子说“行己有耻”，就是慎独。“行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都有耻、有底线，知道有些事不能做，不能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礼记·中庸》中说“君子慎其独也”，与之一脉相承。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使到各个地方，能够办成事。子贡是外交家，又是商人，经常代表国君出使。所以孔子说：“你能够保持住自己内心的底线，出去能够办成事，就算是士了。”子贡其实做得不错。
子贡问他：“以上标准有点难，如果做不到的话，比这个低一点的标准是什么？”
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宗族乡党都能有好评，做到孝敬父母，跟兄弟友爱。
子贡接着问：“要让宗族乡党都赞许，这个要求也不低，有没有入门级的标准？”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言必信，行必果，也叫作小人之信。就是作为一个境界不那么高的人，这也算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我们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孔子对于言必信、行必果并不是那么看重。
信和通达比起来，哪个更重要？
比如，我们承诺了别人一件事情，后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现原来的计划完不成。此时，如果要兑现小人之信，把这件事给办成，坚守自己的信誉，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而且很有可能，在坚持完成承诺的背后，会损害到更多人的、更大的利益，显然得不偿失。
所以应该怎么做呢？通权达变。当变化出现时，要能够快速地做出反应，立即协商，找到一个更恰当的解决方案，不至于让大家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假如要言必信、行必果，任何一个善战的将军也不敢说自己能达到这个要求。战场上的局面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战术必然要不断地调整。
假如要言必信、行必果，任何一个经商的人也不敢说自己完全做得到。商业合作，本身就需要与合作伙伴不断地保持沟通，共同面临VUCA（乌卡）时代。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首字母，“VUCA时代”即“变幻莫测的时代”。我们当下就是处在高度不确定的、高度变化的这么一个时代。
如果只是讲究小人之信，那就只能做最简单的、变化度最低的、自己一定能够掌控的事情，才敢说“言必信，行必果”。
通权达变才是君子所需要学会的本领，其核心不是“信”，而是“易”。易者，移也。一件事情合适不合适，对大家有没有好处，都需要沟通、商量、同步信息、头脑风暴，要一起来面对和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按照最初的规划处理。
处理变化度很低的事情，可以掌握“言必信，行必果”的准则，这就是孔子为什么说“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种人也算不错了，因为至少是一个讲信用的小人。
最后，子贡问孔子：“今天这些当政的人，属于哪个级别？”其实指的就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
孔子“噫”地感叹了一句。在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还有用“噫”这个字来表示感叹的。孔子说，都是斗筲（shāo）之人（一斗十升，一筲五升），何足算也。
在孔子看来，这些人器量小，每天算计的都是升斗小民之事，他根本不愿意评论这些人。
我们形容一个人，往往会说器量如何。器量就是一个人能承载重任的多少。孔子曾说，子贡像是祭祀的器具，这个评价可不低。
孔子提倡的是“君子不器”，就是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弹性的、马上就能被人测出心量的器具。
在孔子眼中，当今从政的人是斗筲之人，他们的器量不但能被看到，而且很小，他们只是追求蝇头小利、追求名声、追求面子。
生活中，一个人创业也好，打工也好，只是为了面子生活，就叫斗筲之人。哪怕是成功的创业者，其目的单纯的就是追求上富豪排行榜，也叫斗筲之人。
我们要追求的应该是不能用肤浅的事物来简单衡量的一种境界，这才是孔子提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