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你看。就像我们三个人一样，在这里闲聊天，一连聊它四天。一天讨论一个力学、天文学方面的问题，将这几年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与哥白尼两个体系的论争全盘端出。三个人的名字我也想好了，一个叫萨尔维阿蒂，他思想深沉，才华过人，代表哥白尼；一个叫沙格列陀，他思路敏捷，言辞犀利，让他来充当中间裁判人；还有一个叫辛普利耶，是个6世纪时期的历史人物，他盲目崇拜亚里士多德，是亚氏著作的权威注释家，我们就用他的名字，让他来代表那个顽固的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好，我要让萨尔维阿蒂和沙格列陀去联合进攻辛普利耶，要汇集一切能证实哥白尼学说的论据和理由去推翻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体系。只是我们自己——作者一定要装扮得超脱一点儿。”
沃雅尼一听，一下高兴得跳起来，上去一把抱住伽利略：“老师，这回我们可要解解心头之恨了，可要向亚里士多德的教廷出出这口憋了九年的怨气了。”
老镜片匠也笑得眉头舒展，嘴合不拢，说：“伽利略先生，你就快写起来吧。”
这本取名叫《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的巨著从1624年动手，到1632年才写成。
伽利略还很小心地写了一篇序。果然，此书蒙过了教会的检查，当年就在佛罗伦萨出版了。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像一股旋风，数月之内便横扫整个意大利。一个被禁止了十六年的幽灵又复活了。人们又到处议论着哥白尼的日心说，传阅着伽利略的新著，被书中那几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和精辟的哲理所吸引。一时无论是政治文章、文艺作品，甚至街头卖唱艺人的歌谣，都乐意吸收和宣传这个新思想，甚至连天文学都成了节日游行的题目。
这本书当然也早就传到了教会当局的手里。这天早晨，教皇乌尔班八世正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翻阅着伽利略的那本《对话》。论私交，伽利略和他是朋友；说学问，他得称伽利略为老师。这个教皇可真有点特殊。桌上，这头摆着圣经，那头摆着数学、物理，墙上挂着圣母像，又贴着星表。他对科学本来是有一些爱好，现在又当了教皇，便决心要用科学解释圣经，用神学来统率科学。伽利略的这本新著，他自然要重点研究一下。这时，他正在看一个争论多年的老问题：如果地球会转动，那么，人们只要双脚用力往上一跳，落下时就会不在原来的位置。乌尔班八世将身子更低地伏在案上，用细长的小指甲比着书上一行行的字，急着看伽利略怎样回答。伽利略在书的序中早有声明，自然不会自己去说，他让聪明的萨尔维阿蒂讲了一个故事：
你和你的朋友乘一艘大船就要出海旅行了，你们坐在甲板下的大舱里，舱里还带着几只蝴蝶、苍蝇和几只小飞虫。桌子上有一个大碗，碗里有几尾小鱼。船还没有开，鱼在自由地游，飞虫在自由地飞。你双脚起跳还会落在原地，你给朋友扔东西，不管朝前，还是朝后，都觉得只需要用同样大的力。这时船开了，它在匀速地航行，而且速度很快，只是不左右摇摆。这时你再拼命往高跳，落下时还在原地。你再向朋友扔东西，无论是顺着还是逆着船的航行方向，仍然是只需要用同样的力，而且那些小飞虫，也不会因船向前行，便被甩到船尾。鱼在碗里轻松自如地游，也不会显得向后游时比向前游更费力气。这就是说，要是站在正在运动着的船上，你就根本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判断船是在运动，还是已经停止。
读者注意，这就是那个很有名的萨尔维阿蒂大船的故事，它讲出了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原理——伽利略相对性原理。当时从根本上动摇了地静说的基础，后来又成了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之一。这是后话。
再说这教皇乌尔班读到这里，不觉拍拍额头：“这种比喻倒还新奇。”他站起身，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一边自语着：
“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上帝的地球……我们这些坐在大舱里的乘客……觉不出地球在动……圣经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