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10月20日，经过五年的海上漂泊，达尔文回到了英国。这五年他饱览了自然风光，到过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三个海洋；他看到热带森林中枝叶如盖、藤蔓如麻的郁茂风光；他看到了地震后海中会升起一片小岛的奇景；看到了火山喷发，岩浆从天而降的奇景；他看到了如碧玉泻流的冰川，看到了如工艺品一样的珊瑚岛。但是更重要的，他在这各种奇景迭现的地方发现了在伦敦根本不可能见到的物种。就在他返回前不久，那些标本箱打着美洲、大洋洲各城市的邮戳，也源源不断地寄到了伦敦。他五年前出门时还是抱着对上帝的无限信仰和对自然的好奇，想去搜集一点儿标本；五年后他再返国门时，已将上帝甩在脑后，开始思索这一系列风光和标本内在的联系规律。
1839年，他与自己的表姐爱玛结婚。达尔文的腹内已经是一座富矿——那是五年环球生活中一点一点儿形成的，现在他就要坐下来一点一点儿开采了。他将资料整理后，出版了《考察日记》、《贝格尔舰航行期内的动物志》五卷、《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地质学》三卷。他知道自己虽收集到许多材料但专业知识还是不够，他继续和他崇拜的地质学家赖尔联系，又找到植物学家霍克合作。赖尔比他大十二岁，霍克比他小八岁，但是他们却结成了一个真正的“忘年联盟”，这个联盟后来还有比达尔文小十六岁的赫胥黎（1825—1895年）加入，组成了一个进化论向旧势力开战的坚强堡垒。
有了材料，有了战友，现在达尔文要做最后冲刺了。为躲避过多的社交活动，达尔文在伦敦郊外15英里的地方买了一所房子，这就是唐恩村那座他一直住到逝世的有名的住宅。
现在一反过去那种不规律的生活，达尔文为自己安排了一套极严格的时间表。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半工作，下午一点到四点工作，然后又从五点半工作到七点半。中间是散步或听爱玛朗诵小说，晚饭后听爱玛弹琴或两人下棋，十点睡觉。他说：“我的生活过得像钟表那样规则，当我生命告终的时候，我就会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了。”
能迎风搏浪，到大自然中去探索，又能潜心静性，埋头在书房里研究，这实在是大学问家的风度。但是这个环境的造成，首先得感谢爱玛。达尔文共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不用说，这家里就如幼儿园一般。但是爱玛规定孩子们谁也不许进父亲的书房，而且经过书房门口时就要像猫走路那样不得发出一点儿声音。达尔文本是个极爱孩子的人，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在一天的三段工作时间里一定闭门不出，只有在吃饭或休息时他才和孩子们游戏。他每天这样或埋在书籍笔记堆里查找资料，或伏案疾书，每当写完一张稿纸。听着那“嚓”的一声，便感到一种极大的安慰。由于五年的海上生活，或许还有遗传的原因，现在他的身体很不好，头晕、失眠、呕吐，有时一天也写不了几页，但精神一好就赶快工作。那潦草的初稿从书房里一页一页地递出来，爱玛就伏在会客室的那张大写字台上为他誊清。
这天，达尔文正这样拼命地写作，忽然听见几下低低的敲门声，不像是外面来的客人，因为如果赖尔或霍克他们到了，爱玛一定会先招待的。他捶了捶发酸的后背起身去开门，门缝里显出一个幼小的身影，原来是4岁的小儿子弗朗西斯。只见他怯生生地伸出一只又黑又脏的手，手心里有六个便士，鼓着腮帮子也不说话。孩子来书房这是犯禁的，但达尔文一见儿子这个样子就心软了，而且“执法官”爱玛正好也不在眼前。
父亲弯下腰问道：“小弗朗西斯，你进来有什么大事吗？”“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就找不见爸爸了，所以就想来看看您。”
一股父子柔情突然袭上达尔文的心头。他探身摸着儿子红红的脸蛋，又捏着他的小手说：“那么你拿这六个便士干什么呢？”
“我怕爸爸不让我进来，就向姐姐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