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种新科学思想的产生，一是要有充分的外部自由，没有什么旁加的干涉和硬派定的题目，纯出于研究者自觉的兴趣，自由地干他所想干的事，如牛顿在家乡躲瘟疫而发现万有引力，如孟德尔在修道院发现遗传规律，如卡文迪许把自己关在房里发现氧气。二是要敢想，如哥白尼敢把旧天文学倒转过来，如赫胥黎敢想象人是猴子变的，如普朗克敢把连续的辐射想象成不连续的能量子。爱因斯坦就具备了这两条。他还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时，就想：要是人和光速一样快的运动，会是什么样子。他26岁时在专利局做着小职员。听到了迈克尔逊的一系列实验和洛伦兹修修补补的解释，便大笔一挥连续写了三篇论文，提出了上面我们谈到的那些别人无论如何也不敢想的问题。
爱因斯坦
就是那个为相对论扫清了道路的迈克尔逊，至死也不敢相信相对论的原理。1931年，当他79岁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时，这位老前辈遗憾地说：“我真没想到，我的实验反倒促成了相对论这样一个怪物的诞生。”
这个“怪物”是在1905年诞生的。爱因斯坦天马行空般的思维，捕捉到了这种绝妙的构思，于是一挥而就，给当时的权威杂志《物理学纪年》写去一篇只有3页的论文。论文中他没有引用任何一个权威人物的结论，全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想。这篇东西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因为它实在太怪了，爱因斯坦自己也说：“推断非常诱人，然而上帝是否在笑我，在骗我，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以后随着实验的不断验证，这篇论文已变得价值连城。后来，1936年，美国一支志愿军要出发去支援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但是苦于没有军费。他们就派代表去会见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说：“我能给你们帮什么忙呢？”
“我们只要您1905年的那篇论文手稿。”
“这对战斗有什么用呢？”
“先生，您的这篇手稿现在可以拍卖四百万美元，这正是目前我们最缺少的东西。”
“噢，原来是这样。可惜手稿早已散失，不过我可以找来杂志重抄一份。”
爱因斯坦找来那本《物理学纪年》，花了一个晚上将论文重抄了一份，真的靠它武装了一支军队。不但是论文手稿，后来只要爱因斯坦到一个地方讲学，他写过公式的那块黑板，也常常是听课人的必争之物，他们视为最珍贵的纪念。
再说，当1905年载有爱因斯坦的《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一文的黄色封面的《物理学纪年》送到普朗克教授手里时，他正躺在柏林医院里治病。这篇文章就像一支强心针一样使他猛然起身下床，大喊一声：“一个新的哥白尼出现了！”然后立即喊家人拿来纸笔给爱因斯坦写信：
“先生，您的这篇文章将会在世界上引起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啊！您知道吗？这只有为哥白尼世界观的传播而进行的斗争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们未曾晤面，我也是第一次拜读大作。请告诉我，您现在哪里工作，我能为您做点儿什么。”
爱因斯坦回信说：“我现在是专利局的一个三级职员，不过最近他们准备提升我为二级，这样生活问题也可能会好一些。”
普朗克火了，想不到对方竟连个大学的教职也没有得到，他的这些研究是在什么条件下完成的啊！他又立即提笔给伯尔尼的格鲁涅尔教授写信：“我向您推荐一位青年，他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请您帮助他在大学里得到一个教授职务。”
格鲁涅尔拿到信立即找到爱因斯坦，请他送一篇论文来，爱因斯坦送上自己关于相对论的那篇论文，格鲁涅尔自己拿不准，又请搞实验物理的福尔斯特教授来审读。几天后，论文退了回来，上面批着：“读过了。然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因为爱因斯坦发明了一个超出一般人思维水平的怪理论，所以他尽管得到普朗克等少数物理学家的赏识，但还是在本地找不到一个好工作。直到1909年，他的母校苏黎世大学才聘他为副教授，后来又到布拉格工作几年，再回苏黎世。而普朗克总不死心，他认为柏林这个欧洲物理学的中心不能没有爱因斯坦，决心要把他挖来。
1913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苏黎世车站。车上下来两个年过半百的学者，瘦一点儿的是普朗克，那个矮胖子是能斯特。他们今天是专来游说爱因斯坦去柏林的。爱因斯坦手捧一束鲜花早就在车站恭候着，自从上次索尔维会议之后他们已结为忘年之交。
普朗克一下车就和这位34岁的青年物理学家热情拥抱，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亲热，接着他们边走边谈。能言善辩的能斯特立即摆出爱因斯坦到柏林后的优惠条件：“知道您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给您一点儿荣誉和职务。第一，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第二，任柏林大学的教授；第三，任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不过当所长可以不管事，当教授可以不教书，时间全由您支配。另外，其他院士只是名誉，您这个院士却是实任，每月薪水1.2万马克。”
爱因斯坦哈哈笑道：“您可真会做买卖，把我作为一只良种母鸡，舍得花大价钱买去好为你们下蛋。可是我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再下蛋呢。去不去柏林，容我再做几天的考虑。”
这次普朗克和能斯特到底能不能把爱因斯坦请去，且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