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设官马官牛本是为了防止佃农为主客剥削，轻税于民，但现在相反，官府剥削起来比主客更厉害，有的地方官牛死了，还要百姓陆续承担牛税。我初至太平州时，广德军一年征佃农一贯牛税，一贯在江南可买两石多粗粮，能养活一个半人，普通贫困百姓的婚嫁也不过三四贯钱，三四年时间，一个婚嫁的费用便被官府剥削。朝廷要这个钱用来做什么？这是所谓的爱民？”
郑朗来到朝堂后，很少发言，只是在与赵祯私下会谈时说了一些弊端，但很少提出建议。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谏，也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可句句皆透着浓浓的务实作风。
晏殊不能言。
“官牛与官马也是朝廷的一个弊端，虽危害不大，可朝廷获利少，颇惹一些民怨。不如将它售之，逐一以公正的价格逐年售出，几年后除了少数必须所在保留外，耕马耕牛全部交还给百姓，无论是主客还是佃农，虽多涌向主客，然而主客也要留着佃农耕种，牛价若高，租子又重，佃农不服，必然逃亡。朝廷又不象唐朝那样，将佃农禁于主客之家，不杜绝佃农流动，那么让他们完成自我调控，朝廷又不担待骂名，何乐而不为？否则官府一直以图官马牛谋利，官吏本身便不想鼓励百姓拥有牲畜，种种条例则会成为空谈。”
“准！”赵祯忽然说道。
这仅是朝廷的一个小小麻烦，收入也不高，若不准，也没有办法改革下去。
既然赵祯说准，晏殊更不能作声，章得象问：“第二条呢？”
“仓法。”
“何解？”
“国家虽设了许多仓储，以备战争与荒年，以前管理粮仓的皆是民间之吏，没有薪酬。为了增加收入，养活家人，往往舞弊贪墨，再加上粮食从南方运来，本来就有损耗，仓储后又有鼠虫之患，水份流失之减，于是借机扩大。多报亏空，一年下来，损之十之五六。遇到灾年，仓储之粮会有救急之需。若是连年丰收，每年储存大量粮食，则会造成国家巨大的亏空。所以仓储不兴。”
“那么如何改？”
“之所以亏。还是无薪，今实施免役法后，大部分仓储所在州府都开始雇佣小吏管理仓储。可是薪酬很薄，素质低下，又有前制在，贪墨继续。因此臣想请朝廷对仓吏进行挑选，务必知书识字，家境中资以上，再增加其薪酬。这也不需要多少钱帛，一个大仓能存储五千石，小仓也有上千石，国家存储两千万石所需也不过数千常平仓。一名小吏最少能管理一仓或者数仓，所需吏者也不过数千人，一人七八十贯钱便能使其养家。”
这笔账很好算的，五千名小吏所需薪酬也不过三十几万贯，况且本身朝廷已经在用薪代役，实际只增加二三十贯薪酬。总量不过十几万贯。对于宋朝每年仓储的变相损耗来说。简直不算什么。
“朝廷待其厚，若是再赃墨。必须设严法惩戒，为了防止官员进入，包括百司、监司与诸州胥吏，只要敢贪墨仓粮者，一律严惩不怠。这便是仁与义、予与取之道。若臣所料不错，明年朝廷经济回转，若是丰收，可以用此策进行囤粮。纵然北方整个大旱，还有沿近河渠附近继续能得到收获，再加上部分存粮，象景祐年的大旱差口也不过一千万人食。半饥半饱，一人一年需一石半粮食，足以维持生机，再加上调动，可以维持两年特大灾害。”
还是用数据说话论证。
宋朝此时北方实际人口包括陕西也不过四千几百万人，差口一千万人食，已是大灾害之年。换在别的时代，往往都会出大问题。这是郑朗做最恶劣的估计。如果三年大型旱灾怎么办？若是出现差口一千万以上的三年大旱灾，放在那一个朝代，也会昏头的，这种机率很少，但未来倒是有一次，还很遥远。毕竟存的粮食越多，损耗越大。这几十年内，二千石足矣，没有战争，足以应付未来几年一系列的灾害。
郑朗继续说道：“丰年低价购粮，荒年平价售粮，差价足以弥补损耗，朝廷经济允许，也可以全部免钱帛发放给灾民。若是连年大丰收，那是最好不过，但也不完全浪费，陈粮可以换出来酿酒，春荒时又可以贷给一些贫民，或种或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