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以郭承佑为镇定路部署，但臣以为国家用兵五六年，挫尽朝廷威势，困却天下生灵，其失安在？不能说宋朝是战胜国，尽管郑朗两次大捷，将萧关以南领土全部收复，但在以前这里便是宋朝的领域，只是没有真正管辖，不算开疆拓土。几次战役严格意义是防御战，而开战之初是出征，是剿灭西夏，离这个目标还十分遥远。
欧阳修说挫尽朝廷威势也有几份道理，一个小西夏，仅七十余万户，不及陕西一路一半人口，打得如此艰难，胜也是败。
为什么呢，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用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后虽败事，亦终不悔。每有除拟，问于大臣，则说，虽知非材，舍此别无人。甚至塞人言，说，那你认为谁可用乎？臣常闻此言，退而叹息，所谓别无人者，岂是天下真无人乎？
说得有理，天下有人，可欧阳修你敢不敢用，比如张元之流，没有中第，却有些歪才，还有市井商贾贩夫之辈，这些人当中也有一些英雄豪杰，但他们不是科举出身，真用了，欧阳修以自己为正统的士大夫，会怎么说？
相比于用人，王安石虽激进，但说法倒更有积极意义。欧阳修只能是空谈，一个用外戚宠臣做重臣，一个用科举文人做重臣，效果是差不多，五十步笑百步而。
又说葛怀敏在西边，天下皆知其不可，当时议者但说舍怀敏，别未有人，难为换易。谁说的，只是范仲淹说过葛怀敏不可用，郑朗知道不可用，但未说，何来天下人？继续说下去，承佑庸碌之材，不及怀敏远甚，在澶州只知道筑城，差一点生起兵变，岂可当真定一路？臣以为朝廷不是不知道承佑非才，议者不过说，例当叙进，别无人。今天契丹生心，祸端已显，中外之士，见国家轻忽外患，驰武北方，人皆献言，愿早为备。忽见此除改，谁不惊忧？
让朝廷将郭承佑贬迁他处。
郭承佑是真的很无能，但这篇奏折不能这样写，简单说一句，真定路乃北方要地，需要派一能臣驻守，郭承佑能力不足，换一人吧。相信赵祯也会听进去。
赵祯也听进去，改罢郭承佑知相州。但心中颇有些不是滋味，前面欧阳修说西北是疥癣，起义才是心腹大患，现在又说契丹是心腹大患。但赵祯不是傻瓜，契丹人是有敌意，可没有西夏敌意深，起义也是多因为旱灾加上以前重敛引起的，倒底谁才是国家心腹大患。就这点财帛，往哪里放？
这样一想，便能想到很多。
郭承佑虽无能，可这个能与不能赵祯一时半会无从判断，至少在他做皇太子时，曾补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谒者。即位后迁西院副使兼阁道退事舍人，再迁西上阁门副使，是赵祯的心腹，这才让他主管真定路军队。
我的心腹，我所用的人皆不是好人，是小人，是奸邪（能不刺眼么？），只有你们这一派是良臣，是能臣，这是那一门子道理？欧阳修整篇奏折里又是一顶接着一顶的大帽子往下盖，盖得赵祯心神恍惚。他又想到了王举正、马端、夏竦、苏绅、吕夷简......眼下国家危机重重，赵祯还要依靠范仲淹与韩琦等人，没有说，并且一直没有说，可这种疑虑在他心中越来越重……
这也导致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两个建议虽听，但没有下诏执行。
或者简单地用一句话来形容，好心，但办成坏事情。
其实相比于郭承佑的神马，范仲淹与韩琦的提议才是真正的大事件，想国家变得更好，应当想办法配合韩范将这两条落实下去，而不是搞出杂七杂八的事务，分去赵祯的心思。
但很快所有人注意力转移，七月，元昊又派吕尼如定聿舍、寮黎罔聿环、张延寿与杨守素，以及宋使邵良佐一道赴宋，继续谈判。宋朝提出九条，很有诚意的九条，然而元昊看到宋朝软弱，居然狮子大开口，不但称男不称臣（也就是做赵祯的儿子，但坚决不做宋朝的臣子，晕，晕，晕），而且大肆勒索，变成可怕的十一条。
居然朝中还有人真的想同意，这个人还是一个超级大大佬，当朝首相——作好词的首相晏殊！（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