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吕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不能为陛下外消兵革，内安百姓，致使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朝廷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他身体好的时候都让国家败坏如此，况且在病中？夷简病废，应当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若有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国政之臣，共同商议，岂可暗入文字，惑乱圣听？他自动遗忘，本来赵祯是有此意的，虽让吕夷简罢相，但着吕夷简参议军国大政，可被君子党们一篇篇奏折，将这个权利也拿下。总之，欧阳修比较笨拙，倒是史上的司马光言不合行，玩得才叫炉火纯青，这都是欧阳修带来的榜样力量。况且吕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动，有奏疏必难自己书写，其子弟辈若有不肖之人，可能作伪，或者漏泄，于体不合。臣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让中外群臣各伺其职，不可令无功已退之臣，转相眩惑。
吕夷简听到三封奏折后，将吕公著喊进卧室，说道：“著儿，你昔日说我打压异已，做得不对，可看到今天的朝堂？”
吕公著迟疑地说：“对事不对人……”
吕夷简一笑，说道：“真要对事不对人，老夫倒也罢了。不过你先生倒很是想仅对事，而不对人……所以诸人弹劾老夫，老夫心中多有不平，但唯有郑朗弹劾老夫，老夫虽困窘，但没有生气。可是事是人做的，想对事而不对人，是何其的艰难。他虽撰写中庸，还没有真正悟出中庸之学的奥义。你将他这本中庸再看看，多想一想。”
“先生没有写……”
“他没有想出来，怎么能书写，不过老夫听他的仁义，说了仁与义，利己与利他，人性善恶，颇为欣赏。正是因为这种中庸，老夫才再三在陛下面前推荐举此子。若论才华，范仲淹与韩琦那一人没有才华，然缺少这种中庸之道，所以不能担当国家大任。可惜老夫看到此书，悟通此书，也为时颇晚，否则能做得更好。”
孔夫子没有多写中庸方面的东西，那个中庸是夫子后人所撰。但中庸之道贯彻着夫子精神。这个中庸不是难得糊涂，而是一种调节，从易经到论语，再到礼记。多处能看到这种调节的存在，有人将它列为三分，但三分仅是中庸的一部分，其实分析起来，真的很浩大。宋朝文人隐隐察觉出来，朱熹曾仔细论述，可没有将它的真实面貌写出来。过了宋朝，儒学沦为教条的八股文章，就很少有人认真反思了。直到后世，一些人将中庸翻出来，可写得也不大正确。
真正详细而合理论述中庸，郑朗乃是前后世第一人。
年少，还是没有写好它，比如就事论事。这是好的，利于公正的评价一件事正确与否，这隐然有上古士大夫的精神。但是人，总有自己的眼光，例如李世民，用人之道有几人及李世民，魏征在世时，将魏征当作镜子，及候君集谋反，要挖魏征的坟墓，及高丽让国家元气大伤，又后悔自己不听魏征的话。这便是以人论事。
以人论事。会带着偏面观，欧阳修他们更是以人论事，这是倒退。可又有谁能做到真正的以事论事？
就象利他主义者，极端的利他主义者与以事论事，皆会带来不好的负作用，不过人的内心自私一面始终占据主流。所以社会需要雷锋，需要利他主义者，需要以事论事，这是一种调节之道。
再延而伸之，集权主义国家容易产生**，那么想办法使政权透明化，让社会与百姓监督，减轻专权所带来的**，那么集权国家的好处便能发挥出来，若有什么国策，因为少了争议，更利于执行。
若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两党争执，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情况会少一点，可因为争执，不利于执行国策，那么想办法使争执减轻，转向互相监督作为，但在议论国事上不能攻击对手，团结一致，那么民主制所带来的相应清廉便能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再比如宋朝的冗官与臃肿，虽然预防权臣产生，官场风气比其他朝代略好一点，但政令不畅，那么尽量的精兵简政，使政令畅通无阻。宋朝庞大的监督系统更能发挥良性作用。
这就是中庸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