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两个小弟的胡搅乱缠，范仲淹没有作声，他与韩琦在着手另一件事，营田。泾原路营田做得最成功，因为郑朗不以敛财为目标，而定位在增加粮食收成上，第一批营田耕种一年便交给当地百姓，第二批仍在军中。可其他三路都在大量营田，陆续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弊端。因此请罢营田，有人耕种的良田任当地百姓耕种，若是贫瘠的耕地，无人耕种，宁肯任其荒废，也不能继续营田，也不能交给军中经营，以免苛剥于民。若原来确实是租田，与营田无关，令依旧额出课税，如原来是远年贫瘠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
确实，营田产生许多不好的纠纷，就是泾原路郑朗从始至终不以谋财为目标，也产生了少量纷争。赵祯听从，罢废。范仲淹又请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交替行边，主持西方事务。赵祯嘉之，以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先移文两路，但将二人留于京师，没有放行。
使者渐至，欧阳修终于进了一封让郑朗感到满意的谏。
元昊来人将要来阙，听说管勾使臣须索排比，次第甚广，说俗一点，就是将西夏使当成老太爷供奉来着，臣料朝廷想要使其臣服，方许通和，若是如此，必须先挫之，方能抑其骄慢，才能商议。礼数过厚，则认为我怯，知我可欺，议论之间，何由屈服？若果能得其心，议定之后，稍加礼数，亦未为迟。
杨守素嘲笑晏殊，的确晏殊真的只能作作词，做副相可以，做首相会贻误国家大事的。吕夷简外交上也软弱，可他顾着大体，晏殊哪里来的顾大体能力，在他这个软骨头的首相带动下，与西夏谈判出现一系列的失误。甚至后人还将责任往赵祯身上推。
欧阳修接着又上了一篇让郑朗欣赏的奏折，听闻朝廷派殿中丞任颛馆招待元昊使一行人。臣认为元昊此事。全无好意，不肯称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让他猜中。
但朝廷也不会从。不从，待其来人，凡事不可过分。至于礼数厚薄，赐与多少，虽云小事，不足较量，然事体之间。所系者大。兵交之使，来入大国，必窥测将相勇怯，观念国家强弱。如果看到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测，必内忧斩戮之惧，次者恐遭拘留，使其偶得生归。必以为大幸。则我弱形未露，壮论可持。若自损国威，过加厚礼。先为自弱，长彼骄心，使其知我可欺，更难搭成议和。想成就其事，必须以镇重为先，况其议未成，便自损事体。前次元昊来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持之。今来渐盛，遂差朝士，若其后来更盛。则必须派近侍也。是彼转自强，我转自弱。再看看邵良佐到了西夏是什么待遇？仅免遭屈辱罢了。
两份奏折说得颇有道理，但朝廷竟然不从。
考虑良多，国家是禁不起折腾，唯恐议和不成，可西夏又能禁得起折腾？
余靖也上奏。朝廷待西夏可谓不厚，可来使口出形同割地之词，轻侮中国，甚于前时。朝廷待之，当减于从勖，始合事体。若恣意令买过于契丹之使，契丹使复来，不知复以何礼待之？
上奏不报。
不但不报，两府厌兵，包括章得象与晏殊在内，诸多大佬居然想同意元昊种种贪婪的要求。
韩琦忍无可忍，对质于前，晏殊说道：“众议已同，只有韩琦一个人不同意。”
赵祯目视韩琦，韩琦多说不便，赵祯说：“更审议之。”
及到中书，韩琦持不可益坚，晏殊很不高兴的站起来，颇有些想威胁的味道。
郑朗急匆匆地往回赶，一路与韩琦保持着联系，看到此处，恨不能用板砖将晏殊拍死。
你与韩琦瞪眼算什么本事，有种与西夏使者瞪眼去。
对晏殊失望之极。
韩琦退，复上书说，西界派人议和，其患有三，朝廷曾达意于契丹，欲令元昊纳款，答书云，梁适口陈夏台之事，已差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敌烈、彰武军节度使王惟吉，齎诏谕元昊令息兵。况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国主，仍许自置官属，至元昊亦容袭爵。自来遣人进奉，每辞见燕会，并升坐于矮殿。今两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请罪，其封册礼待，亦宜一如北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