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育继续保持君子党们一些习惯，嫉恶如仇，听到这种种谣传，还是认为贾昌朝搞的鬼。在这种心理影响下，他终于爆发，在朝中与贾昌朝冲突的次数越来越多。
监察御史唐询想讨好贾昌朝，上了一奏，是进奏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材异等科。
宋朝为了搜罗人才，除正规的科举，门荫，还给一些民间有才学，却屡考不中的才子儒生与有能力的一个机会，这便是科举三考外的贤良方正科，直言极谏科与茂材异等科。例如富弼就是通过茂才异等科进入仕途，还有胡瑗、孙复等人。
唐询进奏说这三科由汉涉唐，不常置。只在天有大灾大异，政有严重失误时，才略置一二。本朝考用旧制，真宗世建三科，陛下则建六科，让两府与少卿、监上奏后试考举奏人士。随后再次升级，让贤良与茂材二科，居然凌驾于进士科之上。近年不用保任之官，而是看其考自那一科目，特别是以贤良方正、茂材异等至美。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但实际考试过程中，仅用经史几个条例，稍稍注解而己。只能说强记博博，虚词泛说，却看不到辅国体，陈治道的论策。就是这样的用人失误，一开诏几人，现在达到三十多人。想不通的，一中此科，不用几年，一起做到显官。这是弊端。
但过去是怎么做的，用两汉故事，汉武帝时诏大臣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封五年。诏州郡察民有茂材异等，五十四年，才一举贤良，一举茂材。直到孝昭五年。才再度举贤良，孝宣地节三年，举贤良，元康四年举茂材异等，二十五年间，二举贤良，一举茂材。所以宜如汉故事。亲策当世要务，罢秘阁之试。
若用郑朗来看，无所谓，是提用了一些有学问的儒生，未必这些儒生便是能臣。可罢可不罢的。至于富弼则是一个特例。
但这封奏折引起一系列后果。
主要唐询上此奏带着私心。
原先吴育在翰林，荐唐询为御史，会唐询未至，母丧。回家丁忧。及吴育为参知政事，听闻唐询与贾昌朝有亲戚关系，不客气的对贾昌朝说。唐询按照故例当罢御史。
按照宋朝制度，吴育并没有做错，御史是用来做什么的，专门挑大臣刺的，特别是宰相的刺。你身为宰相，亲戚做御史行得通么？贾昌朝没有办法，以唐询为庐州知州。可贾昌朝使了一个小计谋，他对张方平说道：“唐询罢御史，乃是吴育所为。”
说完便走了。
张方平哪里是贾昌朝对手，对吴育很反感。听闻后放在心中。贾昌朝又用了第二计，按照制度，官外放者朝辞，贾昌朝用了一些手段，使唐询破例许入对。张方平便进奏道：“唐询材质美茂，宜留备言职。”
那时曾公亮还没有离开京城。他平时与唐询交情不错，暗中又进了一些好话。两人举荐，赵祯恩准。
吴育有些傻眼，固争，赵祯没有同意。
由是唐询对吴育怀恨在心，而附贾昌朝。
其实这些矛盾产生真的很奇怪。
至于吗？
这一谏大有深意，因为吴育中进士科后，担任著作郎时再考举贤良方，由是益贵，任苏州通判，从此仕途青云直上，四十岁才出头便担任了参知政事。所以朝堂这滩子水太深，一般人真的无法站住脚。
吴育听闻后，大为恼怒，也上了一谏，三代以来取士之盛，莫若汉唐。汉文帝举贤良，有得晁错，此举丰年，何来灾异？武帝诏贤良，有董仲舒、公孙弘，所举又何灾异？唐宪和，举直言极谏，得元稹与白居易。为什么等灾异已成，才后下诏举之，此是后王之未造也，岂足法？陛下自复诸科数年，疏数适中。若等灾异成后才举有三不可，一则使天下贤士待灾异而进，非养廉耻。二平居不举，造形乃问，非所以惧天灾。三轻改信令，示天下无渴士之心，非广贤路。请付臣奏于两制详定。
赵祯看了吴育奏折后，认同吴育的话，也没有付两制，准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