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文彦博名声好了，国政却在败坏。
司马光现在做为首相，也会面临这三条选择，一是不作为，如果不作为，他就与王珪一样，渐渐为赵顼轻视。这个后果会很可怕的，赵曙思想进化了一千年，一味要为亲生老子正名，可绕不过一道坎，没有赵祯，何来他的皇位？说宗室子弟，宗室子弟不要太多，什么时候能沦到一个乞丐母亲的儿子登基为帝？
这一点赵顼做得就比较好，对赵祯后人善待，但也不能反对父亲，没有赵曙，也不会轮到他为君。因此无论王安石下马案与郑侠案背后发生了什么，赵顼都不好处理。也因此，对韩琦、文彦博、曾公亮与王珪都一直善待着，反对这四大功臣，赵曙就不能正名。仅凭扶立之功与资历，这些人就能呆在首相位置上。司马光却拥有什么？
或者收买人心，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用官爵与钱帛收买人心，但大环境是赵顼一改赵祯做法，对官员俸禄与赏赐控制得很严格。对此郑朗不是很赞成的，因为这样，一些士大夫会痛恨，只要不使它泛滥即可。其次是对官员数量的控制也很严，这一条郑朗与赵顼思想一致，自改革之初就在裁减官吏数量。司马光还是行不通。
要么就是将改革推翻，这时候司马光敢这么做，也许会得到保守派欢心，可会激怒所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甚至背上一个叛师的骂名。以司马光城府，肯定不会选择前三者道路。
因此只能有下面一条道路，作为，一旦作为，就会得罪许多人。或者半作为半和稀泥，这多半是司马光的选择，然而郑朗还在中书，司马光想和稀泥同样很困难。
已站在权利巅峰，又是道路崎岖，掣肘多多，司马光对权利的渴望心思就不会有史上的那么重，那么不管怎么演变，也不会发生史上的故事。司马光不带头，元佑就不会成党，宋朝也就不会进入一个岔路口，迷失了方向。
赵顼不知道内幕，他略有些犹豫，至少在理财上，他未看到司马光有多少能力。郑朗说了一句：“因为祖宗言南人狡黠不可重用，就连范仲淹也追根溯源，说自己是北人，其实在这上面，祖宗说得有些草率了。近来矫正这一错弊，重用了许多南人，北人不满。因此臣推荐司马光为首相，也是为了这个平衡。”
赵顼这才答应下来。
司马光为首相后，果然提拨了一些北方人。无论南方人或北方人，在郑朗心中位置是相等的，有能力就用，没能力或者心怀叵测的人，无论南北，郑朗都不喜之。
这也不要紧，只要司马光不破坏大局，无伤大雅。
然而这让一些大臣产生错觉，王安石与郑朗贬职，虽提拨了司马光，司马光不是忠实的改革支持者，多是皇上安抚郑朗内心不满的做法，于是他们认为国家财政转好，郑朗的作用渐渐减小，功劳又大，皇上要打压郑朗了。因此这些人继续痛打落水狗。
刘挚与王岩叟连续上书，弹劾郑朗，想找麻烦很容易的，在朝会上数举郑朗十几条罪状。
郑朗听他们将奏折读完，喝道：“呱噪！对外软弱，对内凶残，有何资格身为士大夫！”
这句话从郑朗嘴中冒出来，大有意味。这些年，郑朗态度很温和，甚至有重大的举错，将所有重臣召于都堂商议劝说，也鼓励只要不闭眼瞎说，对他政务处理上的错误进行批评，提出意见。因为这个做法，赢得了许多士大夫的心，也缓冲了改革所带来的矛盾。
现在冒出这句重语，明着是很生气，实际是指刘王二人连做士大夫的资格也没有了。
大多数人也认为刘王二人做法是太过份，即便一万人下落不明，当初郑朗也说了利害关系，现在一部分家属闹事，一个首相贬到江宁，一个首相贬为辅相，而且还是两个有功的首相重贬，也足够了，刘王二人做法过于凶残。
事实是郑朗已经准备痛打刘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