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前者证明契丹准备对宋朝动手了，现在是三万人来到西夏，未来就可能是十三万人去了河北。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后果连高遵裕都知道有多糟糕。若是后者，问题又不要紧，等到契丹争执好了，宋朝早就将西夏拿下来，各路兵马各就各位，时间拖得越久，对宋朝越有利。一旦宋朝将西夏治理起来，没有部族反叛，甚至将以前每年驻扎在陕西的二十万禁军集中起来，全力对付契丹。
高遵裕道：“只可惜，契丹那边密探得不到有力的消息。”
契丹汉人不少，可入主契丹政治的多是契丹汉人各大豪门，汉人寒门子弟难以上位，西夏不同，它立国草创，各部混杂，因此自李德明时起，就开始吸纳大量汉人地主与没落文人，或者将士，各色工匠，为西夏带来文明、技术，以及协助朝廷草创制度，因此斥候也容易打入西夏内部，得到隐秘的消息。
并且怕惊动契丹，以前特务营并没有派斥候深入到契丹，后来派了，时间很短，打探不到核心的消息。
郭逵说道：“我还担心粮草问题。”
西夏坚壁清野，境内一半秋收等于毁了，又掘开黄河河堤，试图水淹宋军，虽未得功反失去了民心，但造成几百里方圆的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既然宋朝想经营西夏，不能不管不顾。
郑朗派人将这些百姓组织起来，部分人留下，将河水疏导出去，播种冬小麦，其余人等一起编制，奔向京兆府，于长安就食。又将其中的青壮年组织，或作为兵士协助宋朝镇压反抗部族，或作为民夫，协助宋朝将粮草押运到前线。
到长安就食，节约了大半的运输成本，可这一年陕西动用了十几万兵士，二十多万劳力，同样破坏了农耕生产，前期朝廷是准备了大批粮食，并且自元丰元年就在开始准备，去年准备得最多。
但这么多将士需要粮草，还有西夏百姓需要救济，前期准备的粮草根本不够。镇压是一个措施，安抚才是主要的手段。为了安抚百姓，只能分出军粮，对一些缺衣少粮的百姓赈济。
这造成大军不得不在黄河边停了下来。
同时也给后方带来更大的困难与压力。
郑朗道：“仲通，粮草不用担心，我已写了奏折，请陛下从银行借贷三千万缗钱帛，用这些钱帛紧急从全国征调粮草。”
又对李宪说道：“子范，你替我草写一道令书，用布帛与茶叶等物资，从一些富粮户中分出粮草，等两月后，朝廷逐一补还，用这些粮草安置百姓。”
“好。”
李宪在写草令，其他四人在沉思。
郑朗说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最好派几将返回河北河东。”
说完了，看着王韶与郭逵。
有将还不行，还要有帅，这二人中，无论那一人坐镇河北，因为其赫赫威名，再有几勇将配合，契丹就不敢轻犯河北河东。
然而两人全部低下了头。
这当口上，谁也不想离开前线。种谔急了，章楶也不想，还是郑朗开劝，说自己在赵顼面前进谏过，若是以后出征契丹，他会作为主帅，章楶这才不情不愿与种谔来一个对换。
郑朗嘴张了张，郭逵与王韶忽然抬头，对视了一眼。未说话，可意思郑朗明白，郭逵眼神中无疑对王韶说你有河湟之功，何必还与我争灭夏之功。王韶意思却在说，你能什么能力与俺相比。
两人各不服气，于是又默默低下头。
郑朗摇了摇头。
灭夏之功，非同小可。但功劳大，未必是好事。
郑朗是不想回去担任宰相，否则因为功高震主，会成为所有士大夫攻击的对象。其他数人亦是如此，王韶与郭逵注定要被雪藏，高遵裕已是国公，赏无再赏，而他又是外戚，就是有高滔滔，他回去后必然打入了冷宫，但三人还没有李宪悲催。李宪是太监，宫闱之变，危害尤烈，这次立的功越大，未来士大夫们攻击得越厉害，甚至有可能连京城都不让呆了。
其实去北河套，或者去河北，避过这场大功，未来在仕途上反而会更平坦。特别是王韶，他本身就是文臣出身，进士及第。
郑朗是这个想法，但王郭不会这样想，雪藏又如何，不会是死罪，这个功却是实打实的，以后都能名垂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