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有繁的好处，简有简的弊端。繁更细琐，可更明确。简粗陋，会有争议。不过繁只会增加更多的名目。简虽有争议，可易执行，并且给官员留下一定的操作空间，便于处理。便于处理就易于推广。
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首先得捉住这只老鼠。
有了那么一丝功利性的想法，这也是郑朗最希望看到的。
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一些条约，比较温和的条约。最后说国家立事，当先使赏罚分明，事无不成。若遇庸愚之人烦忧败事者，一样论处，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察其勤瘁，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后来无不尽力也。
这个庸愚之人烦忧败事，大有深意，苛了不行，软了也不行。
不过面对天下所有豪门大户，司马光与郑朗一样，有意回避了。
但司马光又加了一句，务必以安静有为为功。
这就是郑朗**的进步。
想做事怕有争议是不可能的，可在有作为的基础上，若使争议减少，则为佳。
奏上，两府立即草议执行。
然后司马光再上三道札子，第一道札子直指赵祯。皇上你做得不错，四十年夙夜求治，可是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闾里穷民犹有怨叹，是什么原因？
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阙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也。
陛下乃是三德没有做好，虽仁，仁得偏软。
但有几个皇帝能做到司马光所说的三德？当然，这篇札子上奏还有一些积极意义的。
第一个札子论君德，第二个札子论御臣之道。一是任官，朝廷以资叙职，不问贤愚，造成官员不作为。二是行赏，朝廷不能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求功，以巧文逃罪。又是一条时弊，赵祯晚年多用文学之士，或者名气大的人，文章写得好就能做好皇帝好官吗？那么李煜何在？所以有了第三条，必罚，能施职，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
写最后一段，司马光心中还憋着一口气。
就算郑朗犯了错，替国家做了那么多事，这点错误也早免去。
从私人角度来看，大树下好乘凉，自己是庞籍与郑朗的人，庞籍老了，也病重了，多半回不了朝堂。郑朗一直在朝堂外游离不定，对自己也不利。
三曰拣军，精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今所选之兵，升其军分，增其粮赐，是宜咸戴上恩，人人喜悦。可我听到京城之内，被选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况于外方兵士，远去乡里，诀别亲戚，其为愁苦，不言可知。
这就是对郑朗那个札子的补充。
看似国家拿了许多钱帛来养兵，但京城居之不易，兵士仍然很苦。
实际郑朗也说过，想要改变这一局面，不仅是减少京畿兵士，也可以选，必须选京畿困苦人家子弟，也不仅是从京西路安置兵士家属，使之生活费用下降，家中有足够的耕地可以安其心，还要学习陕西那样做，精选一些精悍的乡兵，一离家不远，二是当地人，没有迁徙之苦。
但与宋朝祖宗家法有违，郑朗不敢说，司马光同样不敢说。
五个札子上过后，司马光仍然嫌不够，国家三年一郊，未尝无赦。可是每年到夏天，皆有疏决，猾吏贪纵，大为奸利，悍民暴横，侵侮善良。这个南郊大祭还有没有作用了？最可怕的是有些奸人做下不法事，然后逃亡，反正三年时间一到，天下一赦，又能大咧咧回到乡里，继续为非作歹。因此南郊祭大赦制度要改，利民的的惠政保留下来，象这些罪犯却不能赦，让恶人戒惧。
又上第七奏，进五规，一曰保业，二曰惜时，三曰远谋，四曰重微，五曰务实。
七札一上，轰动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