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可每年都会发生无数起纠纷。
司马光接到这个任命后，面不更色。
这两年除了水利，调解之外，余下的时间师生呆在一起，就是讲国家的制度。
郑朗在上面，在下面，最大的作用是替国家经营，制度却没有怎么碰。怕麻烦。并且反思范仲淹的话，凡事都要为政令简洁上想。
政令只有简洁了，才容易执行。
关于这个均税，郑朗与王安石、司马光也讲过，当然不是方田均税法，而是以各色地等公平的征税。
讲得更复杂。
均税灵感主要来自唐朝的均田制与两税制，均田制其实更早来自北魏，按照劳动力分配给广大农民耕地，但每户劳动力都有生老病死的，因此它在随时变动，这个权利由国家来执行，所以有了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种田制。
但由于世家豪门把持着大多数耕地资源，自开国之初就执行不力，以至李世民与魏征有一段对话，一度想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掣肘土地的兼并。到杨炎改革两税制时，则连均田二字都索性不提了。
宋朝开国之初土地仍然没有多大压力，相反，豪门世家湮灭在历史长河里，释放了土地空间，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这为后世讴歌，实际发展到后期因为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
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
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业，天宝以后，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其中有欧阳修，曾巩，朱熹。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仅是口分世业，均田法其次的办法，近似于井田制。
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
为什么要提他们，一个故事，两种态度，有故事，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均摊田亩，反对兼并。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这个均田没有故事，缺少理论根据，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
两种结果相争，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苏氏兄弟的均税，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不制止兼并，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理论有元稹的《均田状》，还有陆贽的奏文，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田只是税的基础，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诏书说普行均定，求适重轻。
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
唐初实施均田制，本义就是均摊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国家有税可征，地是基础是核心，税是地的产物。
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精英，实施了，仅是局部实施。一度府兵的强大，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为国家，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而非是鼓励。
可强行实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并是内核，立国一久，兼并必然大肆泛滥，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不仅是人口增加，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在唐朝实现不了，一是商业不发达，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连国家都敢藐视，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郑朗也想不出来。
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递到中书，名曰《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
无论再腹黑，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
然后议定均税。
郑朗说政令务必要简便，司马光于是先从简便着手，首先就是地，各种各样的地，原来能有上百等耕地，于是按其收成，以及投入一一划分，不问山地、水田，南地北地，河谷平原，坡地垄亩，只看收成与投入，划为十等。
